“我对北京的感觉，一个词可以概括，那就是：一见钟情。”在《再会，老北京》(The Last Days of Old Beijing)开头部分，作者迈克尔·麦尔(Michael Meyer)这样表白。

《再会，老北京》2013年4月刚刚出版中文版，作者迈克尔·麦尔是个美国人。他本想完成一本与建筑和古建保护有关的书，最终变成了对北京胡同里人和他们所生活的“世界”的素描。

书成于2009年，主要记录了2005年至2008年的北京，根据书的中文译者何雨迦给出的线索，分为拆之简史、胡同生活、胡同和校园，以及他山之石几个部分，其中重点正是当时北京对胡同毁坏何拆迁最严重的年头。《再会，老北京》既有“外人”的冷静，如迈克尔·麦尔所言，“用一只脚在里，一只脚在外”的态度来看待昔日与今日的北京，如同文化遗产保护者的城市规划书；同时作者的叙述又饱含深情，以融入其中的方式描述北京的人民与世俗生活，记录这座首都在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下的变化，也表达了对这座即将消失的“城”的爱慕和遗憾。

1972年出生于美国明尼苏达州的迈克尔·麦尔曾作为美国“和平队”志愿者在1995年来到中国，前往四川的一座小城内江做英语教师，并在四川大学与著有《江城》等作品的美国作家何伟(Peter Hessler)同班学习汉语。1997年他搬到北京并在清华大学学习中文。2005年8月8日，他住到大栅栏杨梅竹斜街的一个大杂院里，从此开始了胡同生活。

迈克尔·麦尔说，《再会，老北京》是他说送给老北京的“一封情书”。

以下是纽约时报中文网对迈克尔·麦尔的邮件采访，问答经过编辑和删减。

问：你在书中说自己对北京是一见钟情，是什么让你有这样的感觉？

迈克尔·麦尔：我想对于任何25岁就住在那个城市的人来说一定会爱上它的。因为那是你第一次独立，第一次去寻找一份真正意义上的工作，第一次学会赚钱和攒钱，第一次选择一套属于自己的公寓和室友。当我1997年来到北京的时候刚好25岁，我爱上北京也是上面这些原因。但是北京有其特殊之处——它的生活节奏，我很喜欢那种可以骑着自行车到处闲逛，“抓”住一个邻居就可以聊一整天和行走在簋街，东四，牛街，新街口时的感觉，我喜欢巨大的洋槐树搭建起的树荫，也喜欢花很长的时间吃一顿饭。

问：你为什么要写一本有关老北京胡同的书？

迈克尔·麦尔：我一直希望读到一本书能够解释我所看到的变化，而且这本书能够告诉我那些变化到底是好是坏，但始终没有找到，所以我决定自己写一本。我之前从没有在胡同和大栅栏一带居住过，但是知道法国建筑师柯·布西耶(Le Corbusier)曾在《都市主义》(Urbanisme)中批评老巴黎保护委员会，称那些指导公共意见的人住着高级公寓，却只因为心仪老房子的美而呼吁保护。为了让我所写的内容更加客观，我决定在胡同里生活，我也很幸运的找到了房子，认识了那些邻居，也得到了小学英语教师的工作。

问： 你是如何真正融入到胡同文化中的？胡同对你来说最难割舍的是什么？

迈克尔·麦尔：原来在“和平队”的经历为我提供了很好的训练，我知道如果我只是到处闲逛的话，人们最后一定会厌烦或者不理我。我的那些邻居都非常好，我也从未感觉到任何的文化冲突，也许是因为住在胡同就像住在一个小村子里吧。他们也曾经总是问那些诸如你来自哪里，做什么工作还有赚多少钱的问题，但他们对这些问题的兴趣一直在减弱，每个人都知道我是梅老师（迈克尔·麦尔的中文名是梅英东——编注），也都知道我正在做研究，想写一本书，而他们也都愿意帮忙。

现在我非常想念胡同那种相互联系非常紧密的生活状态。无论现在我住在哪儿，都经常感觉到有点儿孤独，因为我经常会想起在胡同里生活的日子，想起那条街，想起那些邻居和我的学生。胡同的那段生活太特殊了。

问：北京现在很多比较有名的胡同区，比如南锣鼓巷，后海一带，都成了旅游观光区，你觉得赋予胡同观光功能利于胡同保护吗？你怎么看待胡同的商业化？

迈克尔·麦尔：我还记得“过客酒吧”刚刚开业的时候，那是南锣鼓巷的第一个酒吧，房东租出了健康委员会办事处的一部分。想想看，这是一个很草根的想法，他们发现了这样一种需求，也找到了空间，酒吧就这样开起来了而且还很火。但接下来区政府就开始自上而下的规划，把巷子里的小道铺上砖，又决定把它规划成酒吧一条街。因为租金上涨，中央戏剧学院对面的一家新疆餐馆不得不选择离开，而那条巷子也失去了它作为社区的真正意义。我认为自下而上的草根式发展要比自上而下的规划式发展有更强的可持续性。

我也知道，为了更好的保护胡同需要赋予它商业性的功能，但是它们的商业功能已经体现出来了，就是租住给外地人，而他们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为“北京人”。从某种角度上说胡同承载着外地人本地化的功能。我们现在很少看到这种现象了，但是当我研究材料的时候发现了很多，比如大栅栏附近的胡同可以说是一个“熔炉”，他们吸纳了那些外地人，让他们能够在这座城的中心居住和生活。

问：你在书中用了几章来介绍北京的拆迁简史，你觉得我们应该从北京几百年的拆迁史中得到什么经验或者反思什么教训？

迈克尔·麦尔：我希望读者能够知道所有的城市都有过破旧和立新的历史，北京也是如此。实际上，随着胡同的大量拆迁，我们也许经历了北京最后一轮破旧立新。我也想告诉读者文化遗产的保护到底意味着什么？是保护帝都时的北京吗？是保护20年代的北京吗？或者是50年代的北京？有意思的是在我推广这本书的时候，我听到很多人在谈论希望保护50、60年代的那种步行上楼式的公寓。

问：根据你的研究，在保护拆迁者利益方面，美国是否有什么可以借鉴的经验？

迈克尔·麦尔：因为房屋所有权的缘故，我觉得很难把美国或者其他世界性城市和北京相比。20世纪50年代“使用权”这个名词改变了居民和他们住房的关系。我们都是北京的一员，但却对这座城市的规划和管理没有发言权。在美国，如果一个城市的市长没有很好的规划他所在的城市，选民就不会再把票投给他（她）；而因为付了财产税，美国人也有权知道附近是如何被规划发展和管理的，如果我们想要为孩子建造一座公园的话，只要大家同意就可以筹集资金然后开工兴建。但在北京就完全是另一回事，由于缺乏透明性，大多数的胡同保护者没有意识到重新规划街区的权力已经转嫁到了地产开发商手里，我们这些平头百姓如何能够劝服那些“百万富翁”去修复那些街道，然后让居民仍然住在那里呢？这是不可能的。

问：你觉得哪座城市的规划设计值得北京学习？

迈克尔·麦尔：我曾经去过纽约两次，一次去皇后大道附近的阿斯托利亚，一次是去紧邻中央公园的哥伦布环路，所以我既看到了上班族的一面，也看到了上层社会的一面。我经常为这座城市在过去十年的高效运转和市政府的反应速度惊叹不已，它何以从9·11恐怖袭击的阴影下迅速恢复元气。

这座城市为实现“宜居”所做出的努力真的值得好好夸赞一番。从自行车道的建立到单车项目的广泛推广；从关闭百老汇大街的部分车道到建设出更多的公共广场；从在哈德逊河沿岸开辟出更多绿色空间到允许根据私人利用工业化时代遗留下来的腐蚀不堪的铁道线修建纽约高架线公园。这真是太了不起了。纽约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每天早上乘坐地铁上班，同时也在观察着他所居住城市需要改变的一切，你可以想象如果北京的官员能够那样看待城市，考虑垃圾箱应该放在哪儿，报摊应该安排在哪儿，自行车道应该在哪儿，北京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问：书中你把如今中国的年轻人描述成“垮掉的一代” (Beat Generation)，为什么这么说？

迈克尔·麦尔：我不能代表年轻的一代人，因为我现在已经41岁了，呵呵，但当我离开北京的时候，我真真切切感受到这座城市不断加快的生活节奏，我想我必须要从“跑步机”上下来，因为我根本赶不上那种速度了。我也希望如今中国的年轻一代能够慢下来去感受“老北京”的魅力，花上一天的时间在胡同逛逛，用几个小时在外面吃顿晚饭。但是当我问那些年轻人，如果有空余时间他们会做什么的时候，他们都说会待在家里，不去理会外面嘈杂的人群，拥挤的交通和污染的空气。

问：最近几年我们看到了很多外国人写中国的非虚构作品，你怎么看待这样的现象呢？

迈克尔·麦尔：我想外国作家经常能够创作出描摹一个地方很深入的书，就像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笔下的巴黎一样。对于我的写作，我的确受到了老舍写作方式和风格的影响，尤其是他对于1920年代老北京的描述，他在书中描写了那些人物所在的街道，他们穿的衣服，吃的饭和北京的天气。你感觉融入到了故事当中，尽管这些离你已经接近一个世纪之久，在最近中国的一些文学作品中，我没有发现类似的生活记录。

我也始终在想，为什么中国现在很少有这样的作品出现，也许是因为这代人承受了太大的压力，以至于没有时间去用两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扎根”在一个地方书听故事，写故事，也许出版商也没有很好的参与到这样的工作中去。

问：你为什么选择离开北京完成这本书的创作？

 迈克尔·麦尔：中国作家冯骥才曾经对我说，如果你想写一个地方就远离它。去伦敦完成这本书的写作让我更加欣赏北京这座城市和胡同的与众不同，也让我更加轻松地描写那里独特的生活方式和人与人之间紧密的社会网络。我现在正在加州西部的一座海滨小城，圣克鲁兹，写一本有关中国东北的书。

问：你希望后世的读者从这本书中获得点什么？

 迈克尔·麦尔：我希望他或她能够在书架上找到这本书，让它带自己回到那时的北京，就像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书带我们回到那时的伦敦一样。我也希望100年以后的读者会说：“拆掉那些胡同真的是很好笑甚至有些荒唐的事儿，现在让我们重建了它们，平安大道是一个很大很长的公园，只有自行车可以进入二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