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密瓜是甜的

——写在上海知青赴新疆五十周年之际

这一天已经很热了，阳光刺眼，热气蒸腾，锣鼓声从四面八方传来，一阵紧似一阵，让我激动，也让我惶恐。这天一大早，二哥去新疆建设兵团了，爸爸妈妈，好像还有姐姐，都去北站送他，只剩下我一个人，醒来之后发现屋里空空荡荡。我跑到弄堂口，希望看到二哥穿着草绿色的军装，威武雄壮地向我挥手作别。但是我从街的这头跑到那头，满头大汗，还是追不上欢送的队伍。

中午，爸爸直接去厂里上班，妈妈回家了。妈妈对邻居们说：欢送的场面真大啊，我们很光荣。关了门，锅里的饭是冷的，菜是前一天剩下的，我看到妈妈的眼睛又红又肿，她刚刚哭过。

二哥一心想考大学，他文科极好，完全有这个能力。妈妈在生产组里绣毛衣，每天要领回生活回家，二哥成了她的帮手，将复习迎考的时间都花在飞针走线中了。我记得有一次他的班主任来家访，楼下有人一声喊，他马上从书包里找出课本作复习状。二哥没考上，他将失望深埋在心底，准备第二年再搏一记。可是居委会干部三天两头上门来动员妈妈送二哥去新疆。来一次，妈妈就要哭一次，我也觉得烦。最终，二哥报名了，大红的决心书贴在弄堂口。我仰头傻看，结结巴巴地念出声来。

我从二哥那里学会了一首歌《我们新疆好地方》，我知道了哈密瓜和葡萄，但从来没有吃过，歌声一起我就淌口水。

二哥来信了，邮截上刻着阿克苏三个字。他第一次出这么远的远门，一定是太激动了，写抬头时居然把妈妈忘记了。妈妈哭得很伤心，想多了，叫我代笔写封信去教训他。这让我非常为难，我刚刚读一年级，识字不多，再说……但妈妈不容我强辩，开始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口述……从此，二哥写信再也没有出过差错。

有一次妈妈被居委会请去看一部关于新疆建设兵团的纪录片，电影里果然出现了哈密瓜和葡萄，还有欢快的维族歌舞，但很快狂风大作，斗大的石头被吹得满地滚，兵团战士像芦苇一排排倒下，只好在戈壁滩上爬，爬到地窝子朝下面一钻，刚点着的煤油灯也被风吹灭了。妈妈看到这里，眼前一黑，不省人事。

妈妈被人抬回家，我不知所措地看着她苍白的脸，默默祈祷。

后来二哥隔三差五寄照片回家，一会儿拉手风琴，一会儿拉二胡，这是他装出来的，他根本不会拉琴。他在来信里一直“形势大好”，但连我都能读出字句背面的严酷现实，主要是副食品和日用品严重短缺，于是家里经常要想办法熬些猪油，托回上海探亲或出差的同事带过去。妈妈还做过牛肉干、鱼松、笋脯豆，这些美味在晾晒时，我负责在阳台上照看，防止野猫偷袭。还有肥皂、衣服、文具、书籍等也要不时救济。这个情况直到七十年代中期，他已经在塔里木农垦大学和新疆大学读书了，还没有大的改善。我经常跟爸爸去邮局寄包裹，我打包水平是一流的。

按规定，兵团战士每隔四年才能探亲一次，后来有所松动，可小小突破一下。但天山太远，塔里木河常枯，交通极不方便，火车下来搭卡车，最后换拖拉机或马车，至少要折腾三四天。新疆知青一说起这个，无不长叹蜀道难。

后来二哥写起了小说，在新疆也算个文化名人，他的同事来我家探访，都引以为骄傲，“秀才”的雅号就是他们起的，并一直沿用至今。有一年二哥回来带了不少葡萄干、哈密瓜干和杏干，这是我第一次吃到条状的哈密瓜干，甜得我浑身颤抖。

八十年代，根据有关政策二哥二嫂分别回到原籍绍兴和上虞（还不能回上海），当了教师，过起了“两地书”的日子，后来又调到杭州，仍然吃粉笔灰。二哥写作很勤奋，小说诗歌双管齐下，还涉足影视剧本，得过华表奖。再后来他的颈椎病越来越严重，影响到了腿脚活动能力，行走变得困难，还常常摔倒，最年不得不坐上轮椅。今年清明我与妻子去杭州给父母扫墓，照例去看望他和二嫂，临走时他要搭我的车子去一个创作中心与导演谈一部电视剧的拍摄细节，我看二嫂出门时提了一只火腿，马上表示谢绝。二嫂说：这是他的扁马桶呀，他要在那里过夜的！

今年，听说是新疆知青进疆五十周年。二哥去新疆（1964年）那天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但是这个时间长度，似乎比人的一生还长。当年上海共有十万知青远赴新疆屯垦戍边，最终回到上海的也有好几万吧，他们都退休了，但生活条件都不大好，在新疆的这份记忆，是他们的骄傲，也是他们的至痛，为了“致青春”，他们当然希望搞个活动纪念一下，但我最怕听到“青春无悔”这样的大话。看看二哥这个样子，他即使像当年那样豪情万丈，我也会哭的，因为那天上午我没有送成他。也不要跟我说哈密瓜是甜的，我早就吃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