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天中土民主的定义（《生活》杂志专访白乐晴）
2013年3月号|总88期
采访：张泉 吴晓初 翻译：延光锡
面对老人，有时就像面对一汪平静的深潭。
白乐晴语调缓慢轻柔，偶尔抬手撑在颌间思考时，工整系起的衬衫袖口，就会露出一串佛珠。玉珠釉色淡泊，和他的从容儒雅相得益彰。
很难想象，半个世纪以前，他曾是韩国民主化运动中振臂一呼的人物。
多年来，白乐晴一直在探讨“分断体制论”，希望为解决韩朝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事实上，那场发生在半个多世纪前的战争，让白乐晴感同身受。
1938年，白乐晴生于韩国大邱市，父亲是一名律师。韩朝战争期间，父亲被强行带到北方，一度杳无音信，一直到战争结束前夕，才终于找到机会逃回韩国。从此，半岛开始了长久的分裂与对峙，而被搁浅在“三八线”南北的许多家庭，却没能像白乐晴一家这样幸运。
17岁那年，还在上高中的白乐晴，代表韩国前往美国，参加由《纽约先驱论坛》（The New York Herald Tribune）社主办的世界高中生辩论大会。为期3个月的大会结束后，他又取道英国、黎巴嫩、巴基斯坦、印度、日本等国，继续参加相关活动。白乐晴坦言，他从未思考过，少年时代那段周游世界的经历，究竟带给他怎样的影响。但是，毋庸置疑的是，他的视野因此与同龄人不同，而他的命运，也因此拥有了无限的可能。
高中毕业后，白乐晴前往美国留学，在布朗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又在哈佛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不过，由于服兵役和回国任教，他的学业几经中断。从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白乐晴依然选择了回国，尽管他的祖国那时仍处于专制的重压之下，他自己也被当局频繁地骚扰、逮捕、施压。后来，常有朋友感到惋惜，如果他当年留在美国，置身于世界学术中心，无论生活还是研究，一定都会更加顺畅，也一定能更快地令世界瞩目。然而，几十年来，白乐晴还是以自己的方式，证实了这个选择的价值。他一直记得学长萨义德（Edward Wadie Said）告诉他的话：“我没有别的选择，没有祖国可以回去，而你是有祖国可以回去的。”
1966年，《创作与批评》创刊，28岁的白乐晴担任首任主编，当时，他还是汉城大学英文系的一名教师。多年来，白乐晴与这本杂志始终不离不弃，它屡次被查封，又屡次复刊，许多振聋发聩的思想经由这本杂志，传递给沉默的人民。
对国家局势的忧虑，以及与持异见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广泛深入接触，使白乐晴的研究方向也从文学批评进入社会批评。他也因此遭受过巨大的压力，多次被审查、入狱，甚至一度被剥夺在大学中的教职。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韩国早已经过多次抗争与转型，实现民主化，坐在我们面前，老人却平静地说，自己不可能凭借一己之力做成什么，一切有赖于社会民众的支持。当局每次查封《创作与批评》，都会激起民众的抗争，他们都会以踊跃购买《创作与批评》来表达无声的抗议。而韩国的民主化之路，也正是经过“三一运动”、“四一九运动”和“六月抗争”，一步步走进今天，就像白乐晴所描述的那样，“履行历史任务的过程中，人民做出真实的政治选择，以决定民主的定义”。
白乐晴经历了国家的战争与分裂，也见证了祖国从集权到民主化的屡次转向。
“分断体制论”是白乐晴最重要的思想之一，他认为，1953年以来在韩半岛出现的分断状况，有着“体制性”因素，对峙双方都有一部分相关的特权阶层在从中渔利，据此，白乐晴提出“分断体制论”，并倡导“第三方”介入，所谓“第三方”，即在首尔和平壤政权以外的“南韩的市民共同体（或者把市场的角色也包括进来，采用‘市民社会’的概念）”，但它的范围比“市民社会”大。通过“第三方”之间的平等对话，弥合历史的伤痕。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相信，“分断体制论”不仅对解决韩朝问题有益，对一些处于对峙与分裂状态的国家和地区而言，同样有着现实的意义。白乐晴说：“没有真理可以被称为真正的真理，除非能在日常生活中体现。”（No truth can be called a genuine truth unless it is realized in daily life.）诚然，政治的选择只是一时的权宜，而生活的激流，却绵延不息，足以冲溃一切障碍。
我一开始就走了一条“歪路”，结果越走越“歪”
《生活》：1955年，你代表韩国参加由《纽约先驱论坛》（The New York Herald Tribune）社主办的世界高中生辩论大会，在美国待了3个月，后来又取道欧洲和亚洲的许多国家。少年时代的那次经历，给你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白乐晴：当时我作为韩国代表，参加那次辩论大会。到美国后，在每个地方都有机会住两个星期。那是我第一次到海外，和当地人用英文沟通。对我来说，是一次非常大的文化冲击。但是，我后来并没有清晰地思考过，少年时代在美国的那段时光，对我的具体影响究竟是什么。
你知道，后来我又到美国的布朗大学读本科，又到哈佛大学念硕士，但是读了一年就回到韩国，因为要服兵役。当时在美国的大部分韩国学生都选择继续留在美国，不想回国当兵，但我还是回来了。
我想，年轻时在美国的经验，让我和大多数韩国的年轻人不同，他们非常期待美国和西方的文化。当时的一些韩国的文化精英，都喜欢用英文发表文章，而我回到韩国后，却开始坚持用韩文写作。
《生活》：1972年你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毕业后为什么仍然选择回到韩国而不是留在美国？
白乐晴：在我读博士期间，首尔大学有一个助理教授的职位，我就回到了韩国。后来，首尔大学也派我到美国去，一边做研究，一边读完我的博士学位。所以，读完博士回韩国是很正常的事情。我觉得，年轻时在国外的经验，并没有让我感到很舒服。尤其当时的状况是，如果我去美国，就几乎无法与韩国保持密切的关系，也不像现在这样，可以很方便地往来。现在我也经常去美国，但是韩国的生活让我感到更舒适。
《生活》：你在美国一直研究英美文学，博士论文写的也是罗伦斯（D. H.Lawrence），为什么回到韩国后却选择了新的研究领域？
白乐晴：1966年，我们创办了《创作与批评》这本刊物。当时我是首尔大学的专任讲师。但是当时，我对文学抱有不同的理解。我认为，文学和社会、历史的现实是不能截然分开来对待的，所以，虽然这本刊物一开始也发表了不少文学作品和文学评论，但是这些文学评论也是从这种角度进行挑选的。此外，我们也刊登了不少社会评论和哲学研究的文章。在编辑这本刊物的过程中，我认识了很多持不同意见的知识分子，而因为这本刊物很关心政治、社会的问题，往往受到政府的镇压，我就又认识了更多被镇压的人……这也使我不能不关注更广泛的问题。所以，我一开始就走了一条“歪路”，结果越走越“歪”。
《生活》：《创作与批评》从1960年代创刊，不断地遭到查封，又屡次复刊，您一直主持着这本杂志。是什么让你一直坚持下来的？
白乐晴：这要看韩国社会当时比较特殊的状况。1970年代朴正熙当政时，《创作与批评》被查封，不能发行。但是，每次遭受到种种镇压时，就会有更多的人来买我们的杂志。另外，我们也会出版很多单行本。这时，发行量和销售量反而变大了。如果只是以我个人的意志来维持这本刊物的运作，是很难的。但是，因为社会有这种气氛，于是一直维持到现在。
《创作与批评》刚刚创刊时，只有几个人一起参与编辑和制作。当时，有一些韩国的文学家，比如李泳禧和姜万吉，能够接受他们的文章的刊物，只有《创作与批评》。他们只能通过这本杂志才能发表自己的一种比较非主流的想法。这是这本杂志在韩国社会的一个非常特殊的功能。
现在，《创作与批评》已经不是这个领域中唯一的刊物了。我觉得，这种变化对韩国社会来说反而是一件好事。但是，我们还是坚持自己的立场，出版很多书，也解决经济上的问题。《创作与批评》现在每一期的发行量有一万本，这个数量相比于1970年代，已经比较少了。这个数量在中国可能不太大，但是，考虑到韩国的人口，这个发行量还是很不错的，日本和美国同类的杂志也很羡慕《创作与批评》的发行量。这是韩国社会提供的条件和支持。
东亚的精神资源
《生活》：萨义德（Edward Wadie Said）说，知识分子要向权势说真话。您这么多年也一直在倡导并秉承着知识分子的责任，您认为，知识分子最大的责任是什么？
白乐晴：萨义德是哈佛大学英文系博士，他是我的学长。萨义德提出的关于知识分子的使命，我也有类似的观点；并且，萨义德研究的方向慢慢扩展到对第三世界的关注，这也和我非常相似。所以，我一见到萨义德，就感到彼此之间非常容易沟通。像萨义德这样的离散知识分子，和很多知识分子不同，我能感觉到这种差异。
我在美国见到萨义德时，他很快就拿到博士学位，成为教师，而我因为中断了一段时间，经过十多年才拿到博士学位。当时萨义德对我说：“我没有别的选择，没有祖国可以回去，而你是有祖国可以回去的。”
《生活》：萨义德所代表的西方知识分子，有一种公共性；而东方则有一种士大夫的入世的传统。
白乐晴：萨义德是一位学者，但他也是一个巴勒斯坦组织的成员，非常积极地参与社会活动。我也是如此，因此，我和他之间也很有亲近感。我们如果在东亚社会提到公共知识分子的使命，这个角色是很容易被接受的。因为东亚本身就有士大夫的传统。但是，日本和中国、韩国不同，日本不是一个儒家国家，而是有着武士在上、文士在下的传统。我觉得，目前日本知识分子的公共性的活动还是受到这种传统制约的。
《生活》：东亚的三个主要国家，中国、韩国、日本的文化背景比较相似。您觉得，韩国在东亚文化圈中最大的独特性在哪里？它能产生的最大的文化价值是什么？
白乐晴：如果从儒家的传统来看，韩国比中国更彻底地接受并保存了儒家。哈佛大学的杜维明教授来过韩国的安东参观，他说，世界上唯一一个保存着儒家文化的地方，就是韩国。如果我们从韩国的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这个角度来看，韩国在中国这个文化大国的旁边，一直需要维持自己的自信，如今的韩国，确实能看到一种文化上的被殖民的属性，但是，韩国对外也有一种开放性的态度，并从过去传承了一种保持自身文化独特性的态度。我觉得，这种开放性和独特性，或许能提供出中国和日本无法提供的一些精神资源。
《生活》：2012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了欧盟。如果我们设想，东亚各国之间也能形成更加紧密的合作，您觉得，其间的精神纽带是儒家吗？
白乐晴：儒家的确是东亚人民非常重要的精神资源，但是，我们也应该考虑到佛教和道教的作用。我这里所说的佛教，不同于印度佛教，两者是不一样的传统。而道教，则不能仅仅把它看做一般的宗教，道教在亚洲各国都以不同的独特方式存在着，有一种独特的道教性的思想和文化。具体到韩国和朝鲜，我们用“仙”这个概念来表达，这个概念在朝鲜王朝末期就有了，是一种把儒家、佛教和“仙”统合在一起的努力，当时叫做东学。东学最初是为了对抗西学，对抗天主教，后来发展成天道教。（编者注：1905年，第三代教主孙秉熙改“东学教”为“天道教”，以与“天主教”相对，他说：“儒之伦理、佛之觉性、仙之养气，乃人性之自然品赋，天道之固有部分，吾道乃其无极大源也。”）这也表明，将这些传统融合在一起，就能慢慢形成新的可以给亚洲提供和平合作的资源，这个资源可以包含儒家、佛教、道教，包括伊斯兰文化，当然，也要考虑现代科学，这种综合性的努力是非常必要的。
呼唤“第三方”
《生活》：您在这次亚洲思想论坛上提出，解决韩国和朝鲜问题，需要“第三方”力量的介入，也就是民众层面的交流。但是，培养“第三方”力量需要时间，需要教育、相对开明民主的政府等条件。
白乐晴：“第三方”是把“第一方”和“第二方”当做一个前提的，如果我们把韩国和朝鲜政府排除掉的话，实际上就没有可以操作的空间了，缺乏现实性，也不一定有利于半岛民众生活的改善。但是，统一的过程，一定需要民间社会的介入，在介入的过程中，一定要有利于民众的利益。
幸好半岛之间已经有一个共识。第一阶段是2000年6月15日，韩国和朝鲜的“六一五宣言”，这是一个比较有弹性的国家之间的联合，但是，当时为了先达成共识，所以并没有讨论很多很具体的细节。在什么时候进行，以什么方式进行，具体到什么程度，形成怎样的结合……可以把更多的空间开放给民间。
怎样形成“第三方”的力量呢？其中有一个历史的脉络。1919年，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而就在“五四运动”前两个月，在韩国爆发了“三一运动”，是韩国民众针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大规模的运动，民众通过自身的直接行动，参与过历史。1960年，韩国爆发了“四一九”学生运动，推翻了腐败的李承晚政权。
1987年，韩国出现“六月抗争”，韩国的军事政权也下台了。因此，在韩国，一直有一种民间力量的传统，不能小看这种力量。而2000年“六一五宣言”形成的共识，给原本就存在的这种传统的民间力量，以一种契机，让他们能够参与进来，改变社会。
《生活》：您倡导这种民间力量，或者说公民社会。但是，如果把握不好，是否会转化成民粹或者极端民族主义？怎样才能向良性的方向发展？
白乐晴：面对韩半岛目前的分裂状态，某种程度上说，一定的民族主义是必要的，如果忽略民族主义的力量也是不可能的。但是，所谓“分断体制”，不能把它看成简单的民族问题。如果持这种立场的话，那就是朝鲜的立场了，他们认为，朝鲜民族被美帝国主义分裂，韩国是亲美的政权，协助美国，这种立场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层面而已。我们也要考虑到维持“分断”有利于谁。对韩国和朝鲜而言，一定都会有一个得到利益的阶层；另一方面，两国都会因为“分断体制”，而有一个受损的阶层。“分断体制”是民族问题，两国都会面对阶层问题、歧视性问题、破坏生态平衡问题等等，并因此结合在一起，巩固了“分断体制”。所以，对民族主义要进行相对化的看待，不是绝对接受它，也不是绝对否定它。
关于民粹主义，看起来是批判政府或者支配阶级，其实却是通过国家的权力打造自己的目的。他们不是从来自民间的力量出发的，所以我所提出的“第三方”，是对两边都保持一定的距离。如果有的力量转化成民粹主义的话，它就已经不是“第三方”了。
白乐晴
生于1938年，韩国最重要的思想者，现任《创作与批评》季刊总编辑、“韩半岛和平论坛”联合主席、韩国作家协会常务理事、首尔国立大学英语系名誉教授，以及“六一五共同宣言”实行委员会南方名誉首席代表。
采访：张泉 吴晓初 翻译：延光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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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老人，有时就像面对一汪平静的深潭。
白乐晴语调缓慢轻柔，偶尔抬手撑在颌间思考时，工整系起的衬衫袖口，就会露出一串佛珠。玉珠釉色淡泊，和他的从容儒雅相得益彰。
很难想象，半个世纪以前，他曾是韩国民主化运动中振臂一呼的人物。
多年来，白乐晴一直在探讨“分断体制论”，希望为解决韩朝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事实上，那场发生在半个多世纪前的战争，让白乐晴感同身受。
1938年，白乐晴生于韩国大邱市，父亲是一名律师。韩朝战争期间，父亲被强行带到北方，一度杳无音信，一直到战争结束前夕，才终于找到机会逃回韩国。从此，半岛开始了长久的分裂与对峙，而被搁浅在“三八线”南北的许多家庭，却没能像白乐晴一家这样幸运。
17岁那年，还在上高中的白乐晴，代表韩国前往美国，参加由《纽约先驱论坛》（The New York Herald Tribune）社主办的世界高中生辩论大会。为期3个月的大会结束后，他又取道英国、黎巴嫩、巴基斯坦、印度、日本等国，继续参加相关活动。白乐晴坦言，他从未思考过，少年时代那段周游世界的经历，究竟带给他怎样的影响。但是，毋庸置疑的是，他的视野因此与同龄人不同，而他的命运，也因此拥有了无限的可能。
高中毕业后，白乐晴前往美国留学，在布朗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又在哈佛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不过，由于服兵役和回国任教，他的学业几经中断。从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白乐晴依然选择了回国，尽管他的祖国那时仍处于专制的重压之下，他自己也被当局频繁地骚扰、逮捕、施压。后来，常有朋友感到惋惜，如果他当年留在美国，置身于世界学术中心，无论生活还是研究，一定都会更加顺畅，也一定能更快地令世界瞩目。然而，几十年来，白乐晴还是以自己的方式，证实了这个选择的价值。他一直记得学长萨义德（Edward Wadie Said）告诉他的话：“我没有别的选择，没有祖国可以回去，而你是有祖国可以回去的。”
1966年，《创作与批评》创刊，28岁的白乐晴担任首任主编，当时，他还是汉城大学英文系的一名教师。多年来，白乐晴与这本杂志始终不离不弃，它屡次被查封，又屡次复刊，许多振聋发聩的思想经由这本杂志，传递给沉默的人民。
对国家局势的忧虑，以及与持异见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广泛深入接触，使白乐晴的研究方向也从文学批评进入社会批评。他也因此遭受过巨大的压力，多次被审查、入狱，甚至一度被剥夺在大学中的教职。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韩国早已经过多次抗争与转型，实现民主化，坐在我们面前，老人却平静地说，自己不可能凭借一己之力做成什么，一切有赖于社会民众的支持。当局每次查封《创作与批评》，都会激起民众的抗争，他们都会以踊跃购买《创作与批评》来表达无声的抗议。而韩国的民主化之路，也正是经过“三一运动”、“四一九运动”和“六月抗争”，一步步走进今天，就像白乐晴所描述的那样，“履行历史任务的过程中，人民做出真实的政治选择，以决定民主的定义”。
白乐晴经历了国家的战争与分裂，也见证了祖国从集权到民主化的屡次转向。
“分断体制论”是白乐晴最重要的思想之一，他认为，1953年以来在韩半岛出现的分断状况，有着“体制性”因素，对峙双方都有一部分相关的特权阶层在从中渔利，据此，白乐晴提出“分断体制论”，并倡导“第三方”介入，所谓“第三方”，即在首尔和平壤政权以外的“南韩的市民共同体（或者把市场的角色也包括进来，采用‘市民社会’的概念）”，但它的范围比“市民社会”大。通过“第三方”之间的平等对话，弥合历史的伤痕。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相信，“分断体制论”不仅对解决韩朝问题有益，对一些处于对峙与分裂状态的国家和地区而言，同样有着现实的意义。白乐晴说：“没有真理可以被称为真正的真理，除非能在日常生活中体现。”（No truth can be called a genuine truth unless it is realized in daily life.）诚然，政治的选择只是一时的权宜，而生活的激流，却绵延不息，足以冲溃一切障碍。
我一开始就走了一条“歪路”，结果越走越“歪”
《生活》：1955年，你代表韩国参加由《纽约先驱论坛》（The New York Herald Tribune）社主办的世界高中生辩论大会，在美国待了3个月，后来又取道欧洲和亚洲的许多国家。少年时代的那次经历，给你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白乐晴：当时我作为韩国代表，参加那次辩论大会。到美国后，在每个地方都有机会住两个星期。那是我第一次到海外，和当地人用英文沟通。对我来说，是一次非常大的文化冲击。但是，我后来并没有清晰地思考过，少年时代在美国的那段时光，对我的具体影响究竟是什么。
你知道，后来我又到美国的布朗大学读本科，又到哈佛大学念硕士，但是读了一年就回到韩国，因为要服兵役。当时在美国的大部分韩国学生都选择继续留在美国，不想回国当兵，但我还是回来了。
我想，年轻时在美国的经验，让我和大多数韩国的年轻人不同，他们非常期待美国和西方的文化。当时的一些韩国的文化精英，都喜欢用英文发表文章，而我回到韩国后，却开始坚持用韩文写作。
《生活》：1972年你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毕业后为什么仍然选择回到韩国而不是留在美国？
白乐晴：在我读博士期间，首尔大学有一个助理教授的职位，我就回到了韩国。后来，首尔大学也派我到美国去，一边做研究，一边读完我的博士学位。所以，读完博士回韩国是很正常的事情。我觉得，年轻时在国外的经验，并没有让我感到很舒服。尤其当时的状况是，如果我去美国，就几乎无法与韩国保持密切的关系，也不像现在这样，可以很方便地往来。现在我也经常去美国，但是韩国的生活让我感到更舒适。
《生活》：你在美国一直研究英美文学，博士论文写的也是罗伦斯（D. H.Lawrence），为什么回到韩国后却选择了新的研究领域？
白乐晴：1966年，我们创办了《创作与批评》这本刊物。当时我是首尔大学的专任讲师。但是当时，我对文学抱有不同的理解。我认为，文学和社会、历史的现实是不能截然分开来对待的，所以，虽然这本刊物一开始也发表了不少文学作品和文学评论，但是这些文学评论也是从这种角度进行挑选的。此外，我们也刊登了不少社会评论和哲学研究的文章。在编辑这本刊物的过程中，我认识了很多持不同意见的知识分子，而因为这本刊物很关心政治、社会的问题，往往受到政府的镇压，我就又认识了更多被镇压的人……这也使我不能不关注更广泛的问题。所以，我一开始就走了一条“歪路”，结果越走越“歪”。
《生活》：《创作与批评》从1960年代创刊，不断地遭到查封，又屡次复刊，您一直主持着这本杂志。是什么让你一直坚持下来的？
白乐晴：这要看韩国社会当时比较特殊的状况。1970年代朴正熙当政时，《创作与批评》被查封，不能发行。但是，每次遭受到种种镇压时，就会有更多的人来买我们的杂志。另外，我们也会出版很多单行本。这时，发行量和销售量反而变大了。如果只是以我个人的意志来维持这本刊物的运作，是很难的。但是，因为社会有这种气氛，于是一直维持到现在。
《创作与批评》刚刚创刊时，只有几个人一起参与编辑和制作。当时，有一些韩国的文学家，比如李泳禧和姜万吉，能够接受他们的文章的刊物，只有《创作与批评》。他们只能通过这本杂志才能发表自己的一种比较非主流的想法。这是这本杂志在韩国社会的一个非常特殊的功能。
现在，《创作与批评》已经不是这个领域中唯一的刊物了。我觉得，这种变化对韩国社会来说反而是一件好事。但是，我们还是坚持自己的立场，出版很多书，也解决经济上的问题。《创作与批评》现在每一期的发行量有一万本，这个数量相比于1970年代，已经比较少了。这个数量在中国可能不太大，但是，考虑到韩国的人口，这个发行量还是很不错的，日本和美国同类的杂志也很羡慕《创作与批评》的发行量。这是韩国社会提供的条件和支持。
东亚的精神资源
《生活》：萨义德（Edward Wadie Said）说，知识分子要向权势说真话。您这么多年也一直在倡导并秉承着知识分子的责任，您认为，知识分子最大的责任是什么？
白乐晴：萨义德是哈佛大学英文系博士，他是我的学长。萨义德提出的关于知识分子的使命，我也有类似的观点；并且，萨义德研究的方向慢慢扩展到对第三世界的关注，这也和我非常相似。所以，我一见到萨义德，就感到彼此之间非常容易沟通。像萨义德这样的离散知识分子，和很多知识分子不同，我能感觉到这种差异。
我在美国见到萨义德时，他很快就拿到博士学位，成为教师，而我因为中断了一段时间，经过十多年才拿到博士学位。当时萨义德对我说：“我没有别的选择，没有祖国可以回去，而你是有祖国可以回去的。”
《生活》：萨义德所代表的西方知识分子，有一种公共性；而东方则有一种士大夫的入世的传统。
白乐晴：萨义德是一位学者，但他也是一个巴勒斯坦组织的成员，非常积极地参与社会活动。我也是如此，因此，我和他之间也很有亲近感。我们如果在东亚社会提到公共知识分子的使命，这个角色是很容易被接受的。因为东亚本身就有士大夫的传统。但是，日本和中国、韩国不同，日本不是一个儒家国家，而是有着武士在上、文士在下的传统。我觉得，目前日本知识分子的公共性的活动还是受到这种传统制约的。
《生活》：东亚的三个主要国家，中国、韩国、日本的文化背景比较相似。您觉得，韩国在东亚文化圈中最大的独特性在哪里？它能产生的最大的文化价值是什么？
白乐晴：如果从儒家的传统来看，韩国比中国更彻底地接受并保存了儒家。哈佛大学的杜维明教授来过韩国的安东参观，他说，世界上唯一一个保存着儒家文化的地方，就是韩国。如果我们从韩国的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这个角度来看，韩国在中国这个文化大国的旁边，一直需要维持自己的自信，如今的韩国，确实能看到一种文化上的被殖民的属性，但是，韩国对外也有一种开放性的态度，并从过去传承了一种保持自身文化独特性的态度。我觉得，这种开放性和独特性，或许能提供出中国和日本无法提供的一些精神资源。
《生活》：2012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了欧盟。如果我们设想，东亚各国之间也能形成更加紧密的合作，您觉得，其间的精神纽带是儒家吗？
白乐晴：儒家的确是东亚人民非常重要的精神资源，但是，我们也应该考虑到佛教和道教的作用。我这里所说的佛教，不同于印度佛教，两者是不一样的传统。而道教，则不能仅仅把它看做一般的宗教，道教在亚洲各国都以不同的独特方式存在着，有一种独特的道教性的思想和文化。具体到韩国和朝鲜，我们用“仙”这个概念来表达，这个概念在朝鲜王朝末期就有了，是一种把儒家、佛教和“仙”统合在一起的努力，当时叫做东学。东学最初是为了对抗西学，对抗天主教，后来发展成天道教。（编者注：1905年，第三代教主孙秉熙改“东学教”为“天道教”，以与“天主教”相对，他说：“儒之伦理、佛之觉性、仙之养气，乃人性之自然品赋，天道之固有部分，吾道乃其无极大源也。”）这也表明，将这些传统融合在一起，就能慢慢形成新的可以给亚洲提供和平合作的资源，这个资源可以包含儒家、佛教、道教，包括伊斯兰文化，当然，也要考虑现代科学，这种综合性的努力是非常必要的。
呼唤“第三方”
《生活》：您在这次亚洲思想论坛上提出，解决韩国和朝鲜问题，需要“第三方”力量的介入，也就是民众层面的交流。但是，培养“第三方”力量需要时间，需要教育、相对开明民主的政府等条件。
白乐晴：“第三方”是把“第一方”和“第二方”当做一个前提的，如果我们把韩国和朝鲜政府排除掉的话，实际上就没有可以操作的空间了，缺乏现实性，也不一定有利于半岛民众生活的改善。但是，统一的过程，一定需要民间社会的介入，在介入的过程中，一定要有利于民众的利益。
幸好半岛之间已经有一个共识。第一阶段是2000年6月15日，韩国和朝鲜的“六一五宣言”，这是一个比较有弹性的国家之间的联合，但是，当时为了先达成共识，所以并没有讨论很多很具体的细节。在什么时候进行，以什么方式进行，具体到什么程度，形成怎样的结合……可以把更多的空间开放给民间。
怎样形成“第三方”的力量呢？其中有一个历史的脉络。1919年，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而就在“五四运动”前两个月，在韩国爆发了“三一运动”，是韩国民众针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大规模的运动，民众通过自身的直接行动，参与过历史。1960年，韩国爆发了“四一九”学生运动，推翻了腐败的李承晚政权。
1987年，韩国出现“六月抗争”，韩国的军事政权也下台了。因此，在韩国，一直有一种民间力量的传统，不能小看这种力量。而2000年“六一五宣言”形成的共识，给原本就存在的这种传统的民间力量，以一种契机，让他们能够参与进来，改变社会。
《生活》：您倡导这种民间力量，或者说公民社会。但是，如果把握不好，是否会转化成民粹或者极端民族主义？怎样才能向良性的方向发展？
白乐晴：面对韩半岛目前的分裂状态，某种程度上说，一定的民族主义是必要的，如果忽略民族主义的力量也是不可能的。但是，所谓“分断体制”，不能把它看成简单的民族问题。如果持这种立场的话，那就是朝鲜的立场了，他们认为，朝鲜民族被美帝国主义分裂，韩国是亲美的政权，协助美国，这种立场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层面而已。我们也要考虑到维持“分断”有利于谁。对韩国和朝鲜而言，一定都会有一个得到利益的阶层；另一方面，两国都会因为“分断体制”，而有一个受损的阶层。“分断体制”是民族问题，两国都会面对阶层问题、歧视性问题、破坏生态平衡问题等等，并因此结合在一起，巩固了“分断体制”。所以，对民族主义要进行相对化的看待，不是绝对接受它，也不是绝对否定它。
关于民粹主义，看起来是批判政府或者支配阶级，其实却是通过国家的权力打造自己的目的。他们不是从来自民间的力量出发的，所以我所提出的“第三方”，是对两边都保持一定的距离。如果有的力量转化成民粹主义的话，它就已经不是“第三方”了。
白乐晴
生于1938年，韩国最重要的思想者，现任《创作与批评》季刊总编辑、“韩半岛和平论坛”联合主席、韩国作家协会常务理事、首尔国立大学英语系名誉教授，以及“六一五共同宣言”实行委员会南方名誉首席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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