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天性水俣病患者贵子和妈妈（尤金·史密斯《水俣》系列）

　　

　　氮肥公司排放的污水（尤金·史密斯《水俣》系列）

　　□苍鹘

　　近年来，我国的大气、水和土地遭受重金属污染的事件层出不穷，并成为社会公害。而近日的镉大米事件再次引起了人们对重金属污染的关注。

　　其实，日本在上世纪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也曾发生过水俣病、“痛痛病”等重金属污染事件，并且列入了世界历史上著名的八大社会公害事件中。

　　这些重金属污染事件，对日本的社会和政治影响，延续至今。日本的前车之鉴，对于重金属污染逐渐蔓延全国的中国而言，是否会带来启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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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镉水浇镉地产镉米带来的“痛痛病”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进入了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就在这时，全国出现了四大严重的环境污染公害事件：水俣病、“痛痛病”、第二水俣病和四日市哮喘。其中前三起，与严重的重金属污染有关。

　　在日本中部富饶的富山平原，有一条贯穿整个平原的河流“神通川”。神通川不但是河流两岸民众世世代代的饮用水源，更是整个平原的灌溉水源。因此，富山平原历来是日本稻米的生产基地。

　　大概从1912年起，人们开始发现富山平原的水稻开始普遍生长不良。1931年起，富山平原的民众开始出现一种怪病：腰、手和脚的关节疼痛不已。病症持续几年之后，会全身发生神经痛和骨痛现象。患者不但行动困难，甚至连呼吸都会带来剧烈的疼痛。

　　到后来，患者通常会骨骼软化萎缩，四肢弯曲，脊柱变形，骨质疏松，连咳嗽都可能造成骨折，最终无法进食，常常忍不住喊“痛、痛”，甚至有的人因忍受不了病痛的折磨而自杀。此病因此得名“痛痛病”。

　　1946年-1960年，日本医学界经过长期分析研究后，发现“痛痛病”的病因，源于神通川上游的神冈矿山排放的含镉废水。

　　1961年，富山县成立了“富山县地方特殊病对策委员会”，开始了国家级的调查研究。1967年研究小组发表联合报告，表明“痛痛病”主要是由重金属尤其是镉中毒引起的。确定神冈矿山排污导致镉污染，并确定受影响最严重的是矿山下游30公里的地区。

　　“痛痛病”主要集中在富山县，但日本官方后来在其他5个县也发现了一定数量的患者。“痛痛病”至今尚无特效的治疗方法，而且体内积蓄的镉也没有安全有效的排除方法。因此，消除镉对环境的污染，是防止“痛痛病”发生的根本措施。

　　二战之前，由于从欧洲引进新的采矿技术，令日本三井金属矿业在神通川上游经营的神冈矿山一跃成为世界首位的矿场之一。从1910年起，神冈矿山就大量排放含镉废水，导致神通川流域长期被污染。

　　于是，富山平原用含镉的神通川水浇灌的土地，变成了“镉地”，镉地又生产出人们食用的“镉米”。富山平原的民众，喝着神通川的“镉水”、吃着“镉米”，久而久之，就造成慢性镉中毒。“痛痛病”实际就是慢性镉中毒。

　　1968年，日本厚生省对由镉中毒引发的“痛痛病”的病征发表了声明。资料显示，从1955年至1972年，日本富山平原神通川流域发现的“痛痛病”患者达258人，死亡128人。

　　

　　在氮肥厂前的抗议者（尤金·史密斯《水俣》系列）

　　

　　坂本忍和妈妈离开水俣，参加第一次联合国环境大会（尤金·史密斯《水俣》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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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驱产业”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

　　说到底，水俣湾水俣病的罪魁祸首，就是当时日本引以为自豪、拥有世界化工业尖端技术的氮生产企业。始创于1906年的日本氮生产技术，后来由于化学肥料的广泛应用而飞速发展，成为日本领先世界的“先驱产业”。

　　日本的经济成长，是“在以氮为首的化学工业的支撑下完成的”，而“氮的历史就是日本化学工业的历史”。然而，正是这个“先驱产业”的肆意发展，给民众健康及人类的生存环境，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

　　水俣病危害了民众健康和家庭幸福，使很多人身心受到摧残，甚至家破人亡。由于甲基汞污染，水俣湾的鱼虾不能再捕捞食用，当地渔民的生活失去了依赖，很多家庭陷于贫困之中。

　　而陷入贫困的家庭，不得不侥幸再食用甲基汞鱼虾以维持生活，结果是更多的人患病。当地居民先后有1万多人不同程度地患上水俣病。水俣湾完全失去了生命力，伴随它的是遥遥无期的萧条。

　　1956年8月，有日本学者检测到水俣湾海水中的化学污染物，并将矛头直指氮肥公司。1959年，日本熊本大学水俣病研究班也发表研究报告，指出水俣病的病因源于氮肥公司所排污水中的汞，指出从1932年到1966年，有数百吨的汞通过污水排到了水俣湾。

　　然而，日本氮肥厂不但没有停止排放含汞污水，反而一边抵赖，一边封锁水俣湾水俣病的消息，使得水俣病鲜为人知。

　　1966年，日本本州的新潟大学，当一位教授向医学院的学生介绍水俣病的时候，一位学生突然举手说，这个我知道，这里的医院有这样的病人。新潟市爆发水俣病的状况于是被发现，史称“第二水俣病”。

　　这次，造成新潟市爆发水俣病的昭和电工公司，跟氮肥公司一样百般抵赖，企图逃避责任。致使新潟市民众极为不满，展开了激烈的示威抗争，并于1967年将昭和电工公司告上法庭。

　　1997年，日本官方认定水俣病事件受害者高达12615人，当中死亡1246人。

　　

　　对氮肥公司诉讼期间，水俣病患者拿着他们死去的亲人的照片（尤金·史密斯《水俣》系列）

　　

　　富山“痛痛病”患者赢了诉讼，却赔上了终身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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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快速增长背后是严重的环境污染

　　发生在日本的水俣病、“痛痛病”，至今已经列入世界著名的八大公害事件中。

　　在日本的熊本县水俣湾周围，海产丰富，原来是当地渔民赖以生存的渔场。水俣湾东部的水俣镇，有4万多居民，周边还居住着1万多的农民和渔民，水俣湾丰富的渔产，使小镇一直很兴旺。

　　但1925年，日本氮肥公司在此建厂，后来又开设了合成醋酸厂。到了1949年，日本氮肥公司开始生产氯乙烯（C2H5Cl）。至1956年，达到年产6000吨的规模。在此过程中，工厂不停地将废水直接排放在水俣湾。

　　1952年，水俣湾周边的猫只出现了奇怪的病症，走路或跌跌撞撞，或发足狂奔，或抽搐麻痹。当地居民称之为“猫舞蹈症”。至1953年1月，猫只开始发疯跳海自杀，一年内，“自杀猫”多达5万多只。接着，狗和猪也出现类似情况。

　　但让人们始料不及的是，不久这种病症同样出现在当地人的身上。1956年4月21日，水俣镇入江村小女孩田中静子成为此病的第一个患者。她被送进了氮肥公司的附属医院，但病情急剧恶化，一个月后双目失明，全身痉挛而亡。接着患病的是田中静子两岁的妹妹，接着是同村的许多村民，病症迅速蔓延。

　　由于脑中枢神经和末梢神经被侵害，患病的人，轻者口齿不清、步履蹒跚、面部痴呆、手足麻痹、感觉障碍、视觉丧失、震颤、手足变形；重者精神失常，或酣睡，或兴奋，身体弯弓高叫，直至死亡。

　　这种怪病，就是日后闻名世界的“水俣病”。当时此病的病因不明，因此以地名来称谓此病。

　　由于日本氮肥厂在生产氯乙烯和醋酸乙烯的过程中，大量使用含汞催化剂，因而直接排放在水俣湾的废水含汞量极高。汞被水俣湾的鱼虾吞食，转化成剧毒的甲基汞（CH3HgCl）。

　　带有剧毒甲基汞的鱼虾一旦被人和动物食用，甲基汞就会使脑萎缩，使神经细胞受损，从而破坏掌控身体平衡的小脑和知觉系统。据统计，当时有数十万人食用了水俣湾中的甲基汞鱼虾。而挖耳勺半勺量的甲基汞，就足以置人于死地。

　　

　　《入浴的智子》。满怀爱意的智子母亲为残疾的女儿洗澡（尤金·史密斯《水俣》系列）

　　

　　1971年8月9日，等待判决的富山“痛痛病”患者和律师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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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害者抱团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

　　二战后，日本经济复苏，工业飞速发展，但由于当时没有相应的环境保护和公害治理措施，致使工业污染和各种公害病随之泛滥成灾。除了水俣病、“痛痛病”外，四日市哮喘病等公害都是在这一时期发生的。

　　四日市哮喘病也是世界有名的公害之一。位于日本东部海湾的四日市，1955年相继兴建了十多家石油化工厂，终日排放着有害废气和粉尘。1961年起，导致慢性支气管炎、哮喘病、肺气肿等呼吸系统疾病蔓延。1970年，患者达500多人；1972年，患者达871人，死亡11人。

　　虽然日本在《公害基本法》和《农耕地污染防治法》制定之后，重金属污染事件得到了控制，但重金属污染的阴霾依然萦绕在这个岛国，挥之不去。

　　日本的工业发展虽然使经济获利不菲，但难以挽回的生态环境遭破坏，贻害无穷的公害病使日本政府和企业，为此付出了极其昂贵的治理、治疗和赔偿的代价。至今，因水俣病而提起的旷日持久的法庭诉讼仍然没有完全完结。

　　日本的四大公害中，最早采取法律手段的是新潟。1967年4月，新潟水俣病的特别研究团体发表了“昭和电工的废水引起第二水俣病”的结论。1967年6月，第二水俣病受害者即提起了诉讼。

　　1967年9月，四日市哮喘病患者也提起诉讼；1968年3月，“痛痛病”患者和家属也提起了诉讼；1969年6月，水俣湾水俣病患者提起诉讼。

　　当时，电视、报纸、广播和杂志都大规模地、详细地报道着被害者的悲惨经历。美国著名的摄影记者尤金·史密斯，也冒着被污染企业殴打的危险，从1971年起，拍摄了著名的组照《水俣》。《水俣》在日本陆续被刊登出版后，在世界上引起了对重金属污染问题的普遍重视。

　　重金属污染事件的真相激起了全日本的反公害运动，令日本政府无法坐视不管。与此同时，公害事件的受害者和庞大的律师团之间，也逐渐达成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的共识。

　　1970年3月，在新上任的日本最高法院院长石田的推动下，连最高法院的57位法官，也向公害事件的受害者伸出了援手。

　　1971年，新潟第二水俣病一审判决出炉，患者方面全面胜诉。最后法官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赔偿金2.7亿日元，被告服判，没有上诉。首起公害诉讼以原告全面胜诉漂亮收场。

　　1971年，富山“痛痛病”案，法院一审判决三井金属矿业赔偿5700万日元，三井金属矿业提出上诉，没想阴沟翻船，法院二审不但维持一审判决，而且将赔偿金提高到1.5亿日元。1972年，四日市哮喘病案，法院判决6家被告企业败诉，支付巨额赔偿金。

　　而旷持日久的水俣湾水俣病案，四起四落后。直到2010年3月，在熊本地方法院举行了第五次和解调停。结果是，氮肥公司向患者一次性支付210万日元/人，日本政府和熊本县政府今后每月向患者支付1.29万日元-1.77万日元的医疗补助。氮肥公司还得支付患者诉讼费和活动费29.5亿日元。

　　

　　在过去40年，富山的土壤修复费用，共花费约420亿日元（将近30亿人民币），图为2008年4月在富山建立的修复“镉地”的纪念碑

　　

　　水俣病患者和氮肥公司之间的直接谈判（尤金·史密斯《水俣》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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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大公害诉讼推动了日本的立法

　　四大公害事件诉讼的大获全胜，全面推动了日本的司法改革和立法改革。随着四大公害真相的不断披露、诉讼的备受关注，日本民众的环保意识日渐觉醒。

　　在处理水俣病公害事件中，日本政府的态度极为消极：对受害者的哭诉不闻不问，对在水俣湾实施禁渔的呼吁不予理睬；1962年，熊本大学发表了水俣病与工厂污染有关的文章，结果研究经费被取消。

　　更为可悲的是，在企业和政府的影响下，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竟提供假证据，称水俣病与污染没有关系！漠视、掩盖和阻挠，导致了更大的灾难。

　　氮肥厂附属医院的细川医生得出了“水俣病是由工厂污染引起的”结论，即刻就被解雇；律师提出与患者见面、到工厂调查，厂方想方设法加以阻挠；甚至在法庭上，由于担心被工厂解雇，工人不敢出庭作证……

　　1956年水俣病被确诊，然而企业和日本政府直到12年后的1968年才被迫承认其病因，在这期间有多少废水直排入海？有多少受污染的鱼虾被转卖？又有多少人成为新的受害者？这没人能说清楚。

　　诉讼中，日本中央政府也被四大公害受害者推上了法庭，他们要求法院对政府的“反应迟缓”和“不作为”追究责任。这场官司，日本中央政府以及地方政府，直到2010年3月的水俣湾水俣病案和解调停，一直都是被告。

　　1973年4月，大阪高等法院认定，自1959年以来，日本中央政府在公害认定上存在制度错误。从而推动了日本政府考虑从根本上修改对水俣病患者的赔偿政策，以及对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相关政策。

　　1992年，水俣首次举行了水俣病受害者的追悼会。水俣地方长官吉井正澄正式向患者支援团道歉，承认过去对患者的歧视以及政策失误。直到今天，日本环境大臣等官员谈及当年的水俣病还会低头说：“政府没能阻止损害扩大，再次由衷地道歉！”

　　在这个漫长的诉讼过程中，日本政府态度的转变，对四大公害事件的解决，也起到重要的作用。1967年7月，日本政府制定了《公害基本法》，并于次年获得通过。《公害基本法》把大气、水源、噪音、震动、地震、恶臭确立为公害。

　　1970年，又将土壤增补为公害，并制定了《农耕地污染防治法》，对土地污染的防治，对农用地和农作物作了相关规定。

　　受害者团体、律师团、专家学者和公众之间的互动，不仅推动日本的《公害基本法》制定，而且令日本政府架构调整。1971年，日本环境省从各部门中抽离成立。1970年后，日本再也没有发生严重的环境公害事件。

　　经过四大公害诉讼之后，从上世纪80年代起，日本政府制定政策的宗旨就越来越明确，那就是制定具备较强的规划性、可操作性的法律，并必须明确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以及公众的责任和义务。

　　日本环境省官员则如此总结经验：发生问题的责任在企业，而受害者和企业的个别谈判往往效率都很差，社会成本很高，最终都需要政府介入。政府应该提前用立法的方式进行引导，最终让受害者和企业通过法律方式解决。

　　（原标题：日本重金属污染事件启示录 四大公害诉讼推动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