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害人身份对强奸定罪量刑的影响
一句“强奸陪酒女也比强奸良家妇女危害性要小”，清华大学法学教授易延友惹了大麻烦。或许我们说，因为“性工作者”的职业身份，使法律对指控侵犯其性权利的被告人的认定更为谨慎，使被告人的辩护权能得以充分展开，可能更为恰当。
责任编辑：苏永通 实习生 赵良美
编者按:一句“强奸陪酒女也比强奸良家妇女危害性要小”，清华大学法学教授易延友惹了大麻烦。他所关注的李某涉嫌强奸案，无疑涉及个人隐私保护、未成年人保护，未经审判，但已被过度曝光。先是因嫌疑人李某出身“官家”，后又曝出受害人是“陪酒女”（其代理律师已否认），身份差异强烈刺激公众的神经，形成他们对司法的理解甚至诉求。对于教授引发争议的那句话，两位作者分别从法律和社会的视角各自阐述。
公众担心司法受到权力的干扰而关注，学者担心公众的过度关注（尤其是一边倒的观点）影响司法，都合情合理。近几年来，从邓玉娇案、药家鑫案、李昌奎案到唐慧（女儿）案，及被热议的嫖宿幼女罪，都能看到司法与民意、精英与草根、法律与道德的分歧。有法学教授撰文介绍了7年前发生在美国的一起轮奸冤案（此为特殊个案，勿与李某案产生联想），此案最后实现惊人逆转，美国社会展开反思，或可参考借鉴。
或许我们说，因为“性工作者”的职业身份，使法律对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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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刘之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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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教授是中国败坏了的知识分子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