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北辰 北京报道

　　新“读书无用论”背后：大学生的出路在哪？

　　 1年前，第67届联合国[微博]大会上，BBC纪录片高级编辑尼克·弗雷泽的一句话刺痛了许多人的神经：“在中国，你必须得上大学，因为人们告诉你，必须得这么做。而当你真的去上了大学，你会发现，那里什么都没有。”

　　 1年后，“史上最难就业季”来袭，699万年轻人挤出校门，在现实中挣扎：北京毕业生只有33.6%签署了就业协议，上海高校只有30%的毕业生找到了工作……

　　 不可否认的是，大学扩招之后，读大学已不再和改变命运画等号，而当它遇到困境，人们不禁要问：当我们谈论大学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我们是一个公司”

　　 2010年，高考结束后，王振祥忙碌起来。他背着重重的包，拿着准备好的展架，在赤壁市下车，作为湖北一家自考学院的招生老师，他的任务单调而引人注目：从城市与县镇开始，一个村一个村办讲座，然后招生。“今年学校所有老师都出去了，男老师搞讲座，女老师留学校打电话叫学生听讲座。”王振祥说。

　　 学校为28岁的王振祥分配了“死任务”——每场讲座后，至少要有3个学生去注册，交100元“注册费”。他的招生对象往往是农村考不上一本二本的孩子，“城市小孩不上当啊，他得到的资讯多，晓得你这是怎么回事。”

　　 而每到一个村镇，王振祥都会找一间教室，对着台下从十里八乡赶来的学生和家长说同样一番话：“书，是甜蜜的。知识，是甜蜜的。读书是我们当今社会最好的出路，你们认为是不是（台下人表情茫然，大部分开口说是）？至少在中国，那肯定是的。中国有句古话，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我们在座的各位都应有一个共识，读书不仅能使我们获得一个强大的精神世界，更能让我们拥有一个体面的工作和高品质的生活。”

　　 王振祥是纪录片《出路》（英文名《Education，Education》）的主人公，该片是系列纪录片“为什么贫穷”中的一集，此系列由一家丹麦非营利组织发起，共同发起人还有BBC和丹麦广播公司。

　　 王振祥所供职的是一所名为弘博软件教育学院的民办学校。面对摄像机，王振祥坦言：“严格来说，我们是个公司，不是学校。把学生弄进来，交了钱，再把他弄走，就可以了。中间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学校从不管老师教的好不好。”

　　 王振祥把自己的招生工作列为“中国三大暴利行业之首”。“我们招得比较好的那年，大概有5000人，一个学生一年学费12500元，老板赚死了。对那些学生来说，压力太大了，家里猪啊牛啊都得卖，说不定还得卖房，但没办法，为了小孩上学嘛。”

　　 “教育产业化实行这么多年，所有优势基本都集中在城市。农村小孩进不了重点大学，他们只能选择我们这种对分数没什么要求的学校，但最终又会发你一个文凭的商业性质学院。”

　　 过去10年，中国民办高校的数量增加了30倍，各种热门专业层出不穷，但王振祥觉得这有些荒诞，“农村那些小孩，上大学前连电脑是什么都不知道，你让他去学软件，去学计算机，去学编程，去学平面设计，他们真的不是那块料。”

　　 学平面设计出身的王振祥看不到孩子的出路，他自身的出路也前途未卜。因为“造孽”，纪录片一拍完，他便辞了工作（据介绍，弘博软件教育学院已经倒闭，老板把钱投入了另一所更赚钱的学校），在家失业半年后，他到一家材料公司做网络维护员，而据《出路》副导演程春霖透露，王振祥刚刚也把这份工作辞了，此刻正与今年699万毕业生一起，寻找新的就业机会。

　　新“读书无用论”

　　 纪录片的另一位主人公叫王盼，2010年，她的高考成绩只有388分，若想继续上学，只能选择学费较高的学校。王盼参加了王振祥的讲座，以搬砖为生的王盼一家甚至已经被王振祥“忽悠”了，但因无法掏出12500元学费，没有进入弘博，去了另一家大专院校学工程设计，一年学费6000元，她申请到了助学贷款。

　　 今年，王盼刚毕业，正在经历 “史上最难就业季”。她的预期并不高，“只要工资有1500元就满足了。”

　　 事实上，高昂的学费已成为农村家庭一项艰难的支出。据社会保障绿皮书显示：中国教育发展中，公共教育投入偏低，现在供养一个大学生需要一个农民13.6年的纯收入。而愈发严峻的就业压力，则让一些农民把“读书”和“贫穷”联系起来。有学者指出，新“读书无用论”正在农村蔓延。

　　 与过去“读书无用论”的“知识无用”不同，新“读书无用论”是农民对读书，或者说上大学利益的权衡。“其实不管城市还是农村，大部分家长还是会把子女的教育当做改变命运最主要方式。我并不认同‘读书致贫’这个概念，它是一种简单化解读。致贫因素有体制的，也有个人的，‘读书无用’不是我们想说的，我们只是看到了很多年轻人经历的痛苦，通过纪录片展现出来，让大家一起来思考，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出路》副导演程春霖告诉本报记者。

　　 在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看来，“读书致贫只是一个短期可见的效果，如果从他上学过后5年来看，有可能从经济各方面来讲是划不来的，但如果从10年、20年，甚至30年来看，这个问题可能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了。”

　　 教育工作者杨林柯则告诉本报记者：“只从功利的角度看待读书，是将读书狭隘化和庸俗化了，如果读书仅是为了一张混饭的文凭，没学到真本领和真正的思想智慧，找不到工作，还是要从自身多找原因……但如果更多的孩子选择出国或放弃读大学，也许可以倒逼教育体制改革，真正走市场化路线，不要搞大一统的垄断。”

　　四年一觉大学梦

　　 与王盼一样，“90后”许朗（化名）也在今年毕业，目前处于找工作阶段，正如杨林柯所说，对于眼前的困局，许朗把更多的原因指向了自己。“上了十几年学，拿了文凭，出了校门，我还是觉得自己是‘卢瑟儿’（失败者）。”他这样向记者形容自己。

　　 不同于国外大学的宽进严出，有种夸张的说法是：中国孩子的成长轨迹是先使劲学习，考上大学，然后使劲玩4年，恶补童年。许朗便是如此。

　　 许朗毕业于北京一所“不入流的二本”，学的是经管，大学4年，他把大部分时间花在玩游戏和其他“没意义”的事情上。“我不知道好学校什么样，反正我们班大多数男生都是这么混过来的，到了大四才开始着急，简历上一片空白，没有任何实习。”

　　 许朗的担心很有现实意义。据办公场所提供商Regus去年的一项研究：只有9%的受访中国大陆公司将教育背景作为招聘员工最主要的标准，公司最看重的是实际经验，譬如实习经历。

　　 与许多无所适从地“混”了4年的毕业生一样，许朗并不知道自己真正喜欢什么，他注册了许多招聘网站的账号，每天在网上“群投”简历，同时也在降低预期，“但能找到的都是非常低端的职业，很多工作我高中就能干，再等等吧。”

　　 等的结果很可能是妥协。据《2012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学生毕业半年后的就业率能提升到90.2%，但大约每3个应届大学毕业生中就有一个从事与所学专业无关的工作，很多工作都是降低职位期望值的结果。

　　 “寒窗苦读十余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许朗和他的同龄人收起锋芒，学会自嘲，“至少现在，我们没有价值，像我这样的大学生太多了。”

　　 1999年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开始前所未有的扩张。2012年高校总人数几乎是1998年的6倍，录取率从1977年的4.7%升至2012年的74.86%。

　　 但量变并未产生质变，温吞的大学教育一直为人诟病。《新周刊》曾这样评价道：“大学变得像混合了政府和企业功能的奇怪公司：是公共服务，却由家长们高额支出；是产业经营，却背负了2500亿元债务；出售产品，却没有售后服务；是投资，却不保证你的回报。”

　　 “我觉得大学像公司一样管理是没有问题的，但像公司那样去追逐利益就有问题了，学校从根本上来讲，还是应该遵从培育人才的教育属性的，但现在大部分高校似乎有些本末倒置了，管理层面像衙门，教育层面像公司。”程春霖说。

　　 某种程度上，许朗就是大学这家“公司”生产的并不成功的产品。

　　供需错位的市场

　　 讽刺的是，就在699万毕业生艰难择业的同时，中国劳动力市场却依旧短缺。早有专家指出，中国的经济结构造成了就业市场的供需错位，这给了想“当白领”的大学生沉痛一击。

　　 事实上，中国产业仍处于价值链的低端环节。著名学者熊丙奇在博客中分析称：“近年来，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有所提升，可到2010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也仅为43%，目前确定的2015年的目标是47%。由于服务业不发达，所以大学生就业十分困难，只能寻找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岗位，所谓到基层去、到中小企业去，但毕竟这些产业能为大学生提供的有效岗位有限。”

　　 另一方面，中国的大学还未真正实现市场化。“学校教的东西并没有适应人的发展与市场的需要。说不好听点，大学大多在售卖合法文凭。我们的民办大学其实也是官办大学，要接受政府的管理和制约，并无多少自由。不仅得不到政府的财政补贴，还要给政府输血，费用高、质量差是自然的，它的最大好处就是在就业背景不好的情况下起到维稳和收容的作用。”杨林柯说，“解决就业难是个系统工程，除了发展经济、扩大内需外，还要真正走教育市场化路线，把大学还给社会，真正实现自主招生和自主办学、自由竞争。另外也要从观念上化解对文凭的崇拜，尤其是对国家认证的盲目崇拜，由文凭认证向能力认证、市场认证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