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花的伊萨卡岛 昨天 17:481990年哈金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英文诗集《沉默之间》（Between Silences），那是哈金决心不再回国的一年，他的诗句表达了这种自我流亡的决心：“一旦我有了说话的自由，/我的舌头就失去力量。/我的诗为了打破/隔绝人们声音的高墙。/而变成钻子和锤子。”这本诗集的副标题是“A Voice From China”，这个短语几乎概括了哈金所有作品：一个来自中国的声音。 （图注：哈金，1956年出生于中国辽宁省。华裔美国作家，小说多以中国为题材。图片来自网络。） 在开始使用英文写作后的第九年，哈金写出了他真正的成名作《等待》（Waiting），这部彻头彻尾描写中国北方农村与小城市生活的长篇小说拿了美国国家图书奖和福克纳奖。以非母语写作成名在西方并非罕事，远有康拉德，近一点有纳博科夫布罗茨基，现在还有石黑一雄，但只有哈金是在成年以后才真正接触英语，纳博科夫的名作《洛丽塔》和《说吧，记忆》都极尽繁复，布罗茨基的《小于一》也是公认的经典英语散文，但哈金作品中的词句只能用简单直接概括，这是被驾驭英语的能力所限，却也是他自己做出的风格选择。 关于非母语写作的痛苦，哈金写过一篇《背叛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Betrayal），这显然是他的自白。他感慨作为一个写作者最终的背叛：选择另外一种语言书写。哈金写到康拉德以为自己在一两年之内就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是他很吃惊地看到1924年的诺奖授予一个明显不如他的波兰作家WladyslawReymont，哈金为康拉德哀叹：他没有意识到自己不能代表任何国家（He did not realize that he represented no country)。这句话不妨认为是哈金写给自己，这个自承使用背叛者语言的人，却也在书中愤怒地诘问：我们总是指责个人背叛国家，为什么不能倒过来指责国家背叛个人？毕竟有些国家对他们的公民其实是习惯性背叛。 《等待》就是一部这样被几重纠结的作品：由背叛故土的作家使用一种背叛的语言写出，却很大程度上写着国家对个人的背叛。小说有一个著名的开篇：“每年夏天，孔林都回到鹅庄同妻子淑玉离婚。”这个短句也大致就是这本书的全部故事：孔林在木基市的一所部队医院当医生，1963年因为父母之命娶了农村老家裹过小脚的淑玉做妻子，他们有一个女儿孔华，却当然没有爱情。孔林在医院里和护士吴曼娜慢慢相爱了（起码当时他以为相爱了），部队医院有个规定，只有分居18年后，部队干部才可以不经妻子同意，单方面离婚。所以孔林就每年都回去离婚，却每年都不成功，就这么熬了十八年，他终于和吴曼娜结婚（在此之前他们甚至从来没有过性生活），生下一对双胞胎，在小说的最后，孔林去前妻和女儿家过年，发现这已失去的比正拥有的让人幸福，于是开始质疑自己这十八年等待的意义。当然，如果他没有离掉这次婚，也许他永远不会在此景此情中感觉幸福。 批评《等待》的人说，这无非是另外一部用文革迫害来满足西方对中国想象的作品。从小说本身安排的情节来看，这场漫长等待对双方而言的确并非完全因为爱情，更多是被极度中国化的现实绑架，比如孔林不敢坚持和淑玉谈判离婚，害怕小舅子闹到医院来，而那一年年底有一次干部提级，吴曼娜在衡量“利害关系”后也觉得这是一种合适的做法，最后他和吴曼娜都涨了九块钱工资。比如吴曼娜曾经在组织安排下和省军区的魏副政委相亲，她对嫁入高干家庭不能说没有向往，但是最后对方并没有看上她，这也让她再次回到孔林身边。比如孔林为了摆脱需要对吴曼娜负责的压力，甚至曾经介绍自己的表弟孟梁给她。然而哈金也没有完全排斥爱情的存在，在孟梁看起来对吴曼娜非常有意的时候，吴曼娜却又退缩了，因为“要说爱情，谁能拗过自己的心呢？你把鸟关在笼子里它们还不见得能配上对儿，更不要说人了。往后别在我跟前提找对象的事儿。” 正是这些逻辑并不完全统一的复调故事，让《等待》显得尤其充满生命力，因为生活本来就不能仅仅用逻辑概括。如果仅仅用政治对人生的戕害去阐释《等待》，那是轻看了哈金对人性自身软弱的探索，正如《纽约新闻日报》对其的评价：“《等待》的真正主题是关于时间的残酷、欲望的无情和人类环境的不完美，不管这种不完美是由风俗习惯、革命激情或者人类心灵的变化所造成。” 哈金的作品中总是梦魇一样出现这样的主题：命运既屈从于外力，也屈从于自己。前者就像他另外一部长篇《疯狂》的开头，大学教授杨先生中风，随后他陷入了某种癫狂状态，开始唱红歌、哼样板戏、跳忠字舞以及反复向毛主席表忠心，其实他文革的时候是个大右派，这些东西只是进入了他的血液里，中风把它们翻腾出来了。后者则完整体现在哈金迄今为止最成熟的作品《自由生活》中，男主角武男说：“要是你不知道怎么利用自由，那么自由就是没有意义的。我们习惯了被遁词和虚无所限定的现实存在。我们的个人品味和正常欲望大部分都被谨慎和恐惧束缚了。打破我们内心认可的暴政，可比打破外部的束缚要困难得多。简而言之，我们纯真的内在本我已经消失掉了。”剥开完全不同的背景设定，《自由生活》与美国作家乔纳森·弗兰岑的《自由》事实上是同题写作，都关于自由，而自由一视同仁地让人沉重。 在一些公开场合里，哈金说过他要停止描写当代中国，别人总是问他，“为什么要自断后路？”或者，“干嘛跟成功过不去？”哈金的回答是：“我的心已不在那里了。”其实《自由生活》里哈金已经有类似的表白：“我把中国从心里挖走了。”哈金认为在写作中撇去当代中国，是因为自己必须“学着独立，作为一个作家而独立”。但他似乎并没有真正做到这一点，在2007年出版《自由生活》后，他最新的作品是2011年出版《南京安魂曲》，依然是关于中国，2009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落地》的背景虽然在纽约，却统统是关于华人的故事。 《等待》的结尾有一段孔林的自白，最能说明哈金那种对于真正自由的渴望：“这十八年的等待中，你一直浑浑噩噩，象个梦游者，完全被外部的力量所牵制。别人推一推，你就动一动；别人扯一扯，你就往后缩。驱动你行为的是周围人们的舆论、是外界的压力、是你的幻觉、是那些已经溶化在你血液中的官方的规定和限制。你被自己的挫败感和被动性所误导，以为凡是你得不到的就是你心底里向往的，就是值得你终生追求的。” 在和流亡诗人贝岭的对谈中，哈金说他不喜欢强调自己是一个流亡作家，他认为这只是一种自我放逐，因为他不是不能回去。他更喜欢把自己定义为“移民作家”（哈金写过一本散文集名为The Writer as Migrant，《作为移民者的作家》），但是无可否认哈金在流亡作家群体中找到了归属感，他最喜欢提及的那些名字，从布罗茨基到米沃什，都有过关于流亡写作的名篇，米沃什1976年就在《流亡笔记》中写到：“接受流亡为命运，如同接受一种不能治愈的疾病。”而布罗茨基在演讲《我们称之为流亡的状态》中则对流亡作家群体提出了尖锐批评，布罗茨基认为“流亡”这个词语顶多适用于离开的那一瞬间，被驱逐的一刻，但是流亡作家们却抓住这点不放，用放大镜看待个人所受的苦难，又觉得自己高于普通难民和移民，“时时刻刻处心积虑地力图恢复他的重要性、他的影响作用、他的权威”。这也正是哈金一直警惕的心态，就像他钦佩索尔仁尼琴流亡美国时对孤独安之若素，却又遗憾他将自己的作品过于政治化，没有坚守住应有的文学标准。 布罗茨基逝世之后，PBS采访了米沃什，他对布罗茨基的评价非常准确：“他对世界的态度是一种疏离状态（his attitude towards the world was sort of detachment）”。从最早那个期望用诗句打破高墙的哈金，到今天想把中国从心里挖走的哈金，也许这种疏离，正是他至今尚未获得的自由。 （责任编辑：王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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