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的新片《遗书》

一些朋友看了《遗书》之后表示不太理解。我觉得这个片子的宝贵之处在于它的产生是在我个人情绪十分低靡的阶段，我也没有经过过多的思考就拍了。两个朋友来到我家，一个拍摄，一个录音，我自己演出影片的唯一一个角色。简单的人员配置使我这个没接受过表演训练的“演员”发挥得比较自如。这片子好像灵光一现，当摄影师问我对画面的要求和分镜的构思上，我毫不犹豫，仿佛还没有拍，那些画面就已经出现在了我的脑子里了一样。而同样简单直接的形式使我抓住了这一现的灵光，没有浪费时间在不必要的准备上。有的时候拍片子的随机性能够保证创作的热情。
《遗书》其实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对社会环境和人情关系发出的批判。通过自杀前的内心独白，表达了作者对情感世界的看法。在形式上，我一直喜欢通过语言(对白和独白等）进行表达。这并不与影像艺术的特质相悖。 语言可以直接反映思想，不绕弯子，甚至极端。我也很喜欢戏剧舞台艺术，所以在造型上有对舞台化追求的倾向。戏剧是纯真的。如果将《遗书》当做一出话剧，观众不会以为演员会真的自杀。但是在影像中，这变成一种可能性了。说到这里都是戈达尔给我的启发。与他不同的是他希望戏剧通过电影成为现实。（至少在他创作的某个阶段他在做这样的尝试。）而我想做的是承认影片的戏剧性，以舞台化处理使观众理解这种真实是作者的迷幻药。而作为作者和演员的我，也通过作品欣然承认这是多次彩排后展现出来的效果。说白了，我希望电影通过戏剧成为不真实的。所以对于影像所代表的真实现实的“去真”，是我感兴趣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