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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民主橱窗”破碎,3G政治何时休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9月02日 04:06  时代周报

  菲律宾:“民主橱窗”破碎,3G政治何时休

  为何一些制度在美国可以运转良好,到了菲律宾就变了样?

  王子昌

  菲律宾地方选举充满了金钱和暴力,被一些人形象地成为“3G”游戏。这里的3G是三个英文单词Gold(金钱)、Goons(暴徒)、Guns(枪杆子)的缩写。

  地方选举的“3G”游戏

  关于这一点,这里做一些简单的说明。这里所说的金钱,并不单单指选举需要花费大量的金钱。如果仅从数量上讲,菲律宾地方选举所费金钱是无法和美国的地方选举相提并论的。这里所说的金钱,是在指菲律宾的地方选举中,缺少公正的法律规范的约束,竞选政客可以直接用金钱收买选民的选票。

  所谓的暴徒指的是在地方选举中,一些政客雇用的用以威胁和攻击对手的打手。一些政客为了能够在地方选举中胜出,击败对手,无所不用其极,最常用的招数就是雇用和指使打手对政敌进行威胁和恐吓,手段包括绑架、抢劫、敲诈勒索、谋杀等。在菲律宾地方选举中发生的、最令人惊恐的莫过于,2009年11月23日发生在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马京达瑙省的政治谋杀事件。这起谋杀导致了50多人被害,其中包括34名记者。

  所谓的枪杆子指的是地方政客所拥有的私人武装力量。地方政客所拥有的私人武装少则十几人,多则几百人。这些私人武装大多数由退役军警以及保安人员组成。他们从地方政客那里领取固定薪水,平时保护政客的安全,为政客聚敛钱财提供服务,在选举时则往往成为带有武装的打手。正是因为如此,菲律宾的地方选举往往充满了暴力和血腥。

  “民主之窗”之困

  菲律宾在政治上模仿的是美国的民主制度,一度被人称之为亚洲的“民主橱窗”,为何一些制度在美国可以运转良好,到了菲律宾就变了样,成了一些地方家族势力长期垄断公共资源分配的工具?

  有人认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菲律宾不具备美国那样的条件。“菲律宾几乎不具备美国民主制度所需的所有生存环境,如发达的经济、成熟的中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文化传统和较高的教育水平。”关于这一看法,笔者不太赞同。

  首先是存在一些理论上的疑问:何谓发达的经济?何谓中产阶级?何谓成熟的中产阶级?何谓较高的教育水平?何谓民主政治的文化传统?这种传统从何而来?如果这些条件不具备,就应该实行专制吗?这些条件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如果这些条件都具备了,民主政治就能自然运转吗?本人认为,一些人之所以有如此之看法,无非是看到了一些国家运转良好的民主往往伴生着这样一些现象,就想当然地认为二者之间必然存在内在的因果关系。

  其次是缺乏经验上的有力支撑。在这方面泰国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最鲜活的一个例子。按照某种经济尺度,泰国在经济危机前人均GDP一度高达6000美元,经济危机后也在4000美元左右,可以算得上经济相对发达了。以媒体大亨林明达为首、以知识分子为主要成分的泰国反对派可以算得上中产阶级了,教育水平也够高了,但就是这些人,在反对经过民主选举上台的他信总理时,竟然当时请求军人推翻他信;而在军人政变推翻他信之后,也未见这些所谓“成熟”的中产阶级为民主揭竿而起,倒是那些大字不识几个的老实巴交的农民还在过往的民主时不时地举行一些活动。

  如何破解“3G”政治

  我认为,从泰国的案例里我们也许能够找出一些线索,破解菲律宾地方政治选举“3G”游戏。首先是完善一些基本制度,最基本的完善是公共资源分配制度、大案查究制度。一些人认为在菲律宾的一些地方选举中,之所以会出现“3G”,是因为一些地方太穷,选民的文化程度太低,在选举时很容易为小钱出卖自己的选票。笔者认为,此言甚谬。逐利为人之本性。人如河道之水,制度如河道。水往低处流,但到底水向哪个方向流,则要取决于河道的指引。与其责难小农的“见利忘义”,不如责难政府的公共资源分配制度。一些地方政客用区区几个小钱就能收买小农,只能说明政府的公共资源分配制度太失败了,让地方农民只知私人而不知政府。在这方面,泰国他信总理的一些做法可以借鉴。他信上台以后,将公共资源分配,通过医疗制度、贷款制度,直接以政府的名义发放到农民手中。使农民不再感谢家族政客,而感谢政党和政府。

  在地方选举中,一些地方政客之所以敢在地方选举中利用暴徒进行谋杀,就是因为对绑架、谋杀等选举暴力事件侦查不力,动则需要几年,让犯罪分子能够长期逍遥法外,最后不了了之。完善大案侦查制度,及时惩治罪犯,无疑可以大大削减暴徒打杀事件。其次是铲除私人武装。在马科斯执政时期,马科斯为了加强中央政府和自己个人的权威,对私人武装进行了严厉打击,一度使私人武装绝迹。这说明,只要政府下决心,根除私人武装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

  那么制度变迁的动力又来自何处呢?来自于政治家对私人利益的追求和算计。政治家也是人,也会追求自己的私利。但这不妨碍其改变现有的制度,关键在于其如何盘算。制度变迁的利益在于得民心,在于名垂青史。损失则在于可能会得罪于既得利益者,失去眼前的一些利益。渴望清明之治,是民心所向,是政治变动不居中的常量。如何把握这一常量,则要取决于政治家的取舍。本人不相信救世主,而相信政治家。如果你有不同一般的偏好,并且敢于大声疾呼破除旧制度,你就是那位政治家。

  作者系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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