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少竞争是道德教育的重要途径之一

  复旦研究生黄洋的遇害，是划在所有人心头的一道伤口。我们无法感知黄洋的父母内心如何悲痛；但我们可以想象，另有一对家长，和黄洋的父母一样悲痛，且一样不能接受这样的现实，他们就是犯罪嫌疑人林某的父母。自己的儿子犯下如此罪行，他们一定比任何人都想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这个问题事实上每个人都在追问。

    虽然目前尚不知林某犯罪的具体原因，但其邪恶行径绝不会孤立存在，他把致命毒药投进饮水机只是一分钟的事，他能去做这件事，却是多年来阴暗心理逐渐形成的一个后果。有此后果，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都脱不了干系。

    当然绝无那样的可能，嫌犯父母唆使自己的孩子去干坏事。哪怕是德行最不端的父母，都会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好人，而且绝大多数违法乱纪的青少年的家长本人的品行并不表现出任何问题，他们很可能比一般的家长对孩子的要求更为严格。而学校的道德教育也从未像某些人说的那样“缺失”过，难道我们的学校不是处处充满了道德教诲吗。那么为什么青少年的心理问题层出不穷，一点挫折就让人去跳楼，一点琐事就会引发狂烈报复，一点嫉妒就会去置人于死地……

    心理学研究证实，儿童对世界的反抗萌生于某种心理受阻，每一种受阻都是一次挫折。这种挫折感会慢慢演化为内心的敌意和无力感，道德变异就从这里开始。所以减少挫折感，是呵护孩子心理健康的重要方法之一。而当下，制造儿童挫折感最多的，莫过于无所不在的竞争。

    哲学家尼采说过，“竞争产生对自己的不满意。任何对自己不满意的人，随时准备好了进行报复。”虽然理论上人人都会说“孩子和孩子不一样，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但在实际的生活中，孩子们却时时刻刻被推入“比”的境况中。

    从幼儿园开始，要比谁听话，比谁表现好、认字多，在进入学校前，他们对竞争的准备要远较对合作的准备充足。学校生活又对竞争进行持续不断的训练。把学生分为好中差，已成为教师和家长的一种思维模式，以考试为主的、名目繁多的评比和竞赛几乎控制了学校生活……孩子间的关系被搞得无比繁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被挑拨，生命与生命间的和谐被摩擦出创伤。太多的孩子既不会和他人相处，也不会和自己相处。

    英国教育家A.S.尼尔认为“所有的奖品、分数和考试都会妨碍正常性格的发展”。竞争可表面化地、暂时性地带给少数孩子以荣誉，却会让绝大多数孩子陷入自卑感、无力感中，让他们心理失衡。当竞争挫伤他们后，许多人却又错误地归因为现在的孩子太受不了挫折，于是更疯狂地提出“挫折教育”——其心理前提是：现在的孩子都是活在无挫折的环境中，活在蜜中，要给他苦吃。这种归因是如此浅薄，对策又是如此粗陋。事实是现在的孩子，他们的挫折感比任何一代人都强，他的小手尚且笨拙时，就被要求拿笔写下精确的作业；他最该无忧无虑的时光，是在管制严格、评比繁多、压力重重的幼儿园和小学度过；最该让他信任和依赖的父母，经常是他最要提防和反抗的对象……他稚嫩的生命从一出生就不能自然绽放，处处受阻，虽然衣食无忧，却是“精神童工”，承受着和年龄不相符的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人生并非完全不需要竞争，我们不否认竞争给人们带来的成就感，能推动社会进步。但从教育的角度来讲，竞争一定要守住两个度，一个是心理程度，一个是年龄向度。前者说的是“适度”的竞争是好的，不要“失度”；后者说的是并非任何年龄的人都适宜参加竞争，老人和孩子的生活中就不该有竞争。因为他们是弱势人群，体内能量本身就很少，竞争消耗能量，于老人来说会加速枯萎，于孩子来说会影响其正常成长。老人竞争的问题现在不是问题；而儿童竞争的问题则十分突出。

    教育家杜威主张“我们称作学校的社会机构的首要职责就在于提供一个简化的环境。”所以道德教育的当务之急，不是去直接向未成年人宣讲道德理论，而是为他们提供一个适于道德正面生长的健康环境，这当然需要各种因素进行合力，但当下最简单最现实最易操作的，就是减少竞争，减少未成年人挫折感。

（本文发表于4月26日《中国教育报》，发表时编辑可能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