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灾难只是一个话题时，它将在喧嚣之后迅速退潮

长江商报消息 后天是汶川地震五周年纪念日。这个日子，会勾起很多人对那场灾难的回忆。这其中，有一份来自张良个人发掘的记忆。

真实记录“5·12”汶川地震的纪实文学作品——《汶川地震168小时》日前由凤凰出版社出版。作者张良经过三年追踪采访，记录了170多位亲历者的口述，重现震后七天七夜真实的场景。在书中，灾难本身只是记录的一部分，更多的篇幅则在记录人们是如何面对灾难的，包括震后孤城状态下映秀居民的生活、指挥调度和废墟下的拯救等。

在纪念日来临之际，本报记者对张良进行了专访。他向记者提及，这场被广为报道的地震，其实还有大量的故事不为人所知。在采访过程中，除了被地震的伤害直接冲击影响的人，他看到了大量基于“激发”或“境遇”的命运改变事例。而重新认识人在灾难中的行为，全面了解灾难对人的冲击和异化，正是他想给读者传递的内容，“假如灾难再次来临，我们不至于茫然无知，而能够更从容面对”。

最近突然爆发的雅安地震，让张良禁不住反思：也许是因为对五年前的那场巨灾一直没有充分的总结，我们对于地震的认识和对灾难的思考，感觉没有太大的变化，某些方面甚至倒退，对灾难中的人的关注减退就是一例。

本报记者 卢欢

■记者手记

它记录爱，而不是灾难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04秒，一股相当于251颗原子弹的能量从莲花心沟地下约19公里处汹涌而出。仅6秒，超过300万方的固体物质横扫了方圆2.5公里，扑向近在咫尺的映秀镇……村民董毅海在摇摇晃晃中眼见着一块近两层楼高的巨石从山上滚落，冲向自家小院，顷刻间，四间房屋连“渣渣都没有了”。10分钟后，中国地震局发布的第一条震情短信被送到军队处置突发事件领导小组负责人田义祥大校手中，国家救援系统当即启动。但在这条信息中，震中地点被表述为汶川县，而真正的震中——映秀镇却未被提及。

24小时后，由22名军人组成的第一支先遣队途经映秀。他们被眼前的惨状惊呆了：小镇只剩下大片倒塌的房屋，伤员、尸体就散落在这些随处可见的废墟里，幸存者疯狂地徒手抢救……先遣队当即决定违抗军令，就地展开救援。

这是《汶川地震168小时》中的记录，很多人至今仍不知道，汶川地震的震中不在汶川县，而在映秀镇，所以《汶川地震168小时》将映秀最终定为这本书所要记录的唯一区域。

“这不是对震灾的全记录，而只会选择与心里相关的部分。所以，这是一本有立场的书，它将记录爱，而不是灾难。”作者张良在汶川地震发生后，亲赴灾区，白天四处奔走，夜晚寄宿板房，采访170位幸存者、救援人员、志愿者，采集了数百小时的录音资料，整理出80多位当事人的口述资料，整整耗时三年，才完成了这篇记录了200多人灾后七日的作品。

他交代写作本书的心路历程：“当时在上海人民广场有一个默哀三分钟的仪式。没有往日的热闹和人群，但现场安静肃穆的气氛和耳边响起的鸣笛声瞬间震撼了我，这是我写书的最简单的动机。地震它会非常轻易的改变我们的命运，但是我们要知道，它是如何改变我们的。在命运改变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什么，这是整本书带给大家的信息。”

书中关于地震和人性的真实记录，让很多读者禁不住潸然泪下，也引发了大家对汶川地震这场灾难的思考。作家李西闽曾在汶川大地震中被困72小时后获救，后出版《幸存者》来记录这段特殊经历。他曾表示很多关于汶川地震的书，都是隔靴搔痒，只有亲历者才能体会其中的绝望和希望，但此次《汶川地震168小时》的出版让他感到非常欣慰。“它的细节描写我认为超过了任何一本书。它最大的意义在于还原了汶川地震的真实状况，这包括悲苦、悲悯和爱。”本报记者 卢欢 采写

■专访

张良，男，1969年出生于湖北，曾就读于中山大学大气科学系、暨南大学新闻系。从事新闻工作十余年，曾任《南风窗》杂志社副总编辑，现任校长传媒机构副总编辑，主要是做教育创新研究。

一个镇的震后七天，其体量已足够一本书

锐读：提起唐山大地震，很多人会想到钱钢写的《唐山大地震》，而关于汶川大地震，一直没有出现像它那样的经典文本。这算不算是您的写作初衷？您为何将新书定位为“一本让你重新认识地震灾难和人性的备忘录”？

张良：当初想写这本书的动机主要是两点，一是觉得这样的历史事件需要有与它的分量相匹配的记录文本，二是出于个人的好奇心，想去探究很多新闻报道没有充分展现的事情。至于这份记录最后是否能成为经典，倒确实没有想过，也没有太多考虑读者、市场或文本影响力等因素。不过，在正式开始之前，我的确挑选了几本非虚构写作的经典作品认真研读过，包括钱钢的《唐山大地震》、描写二战诺曼底登陆的《最长的一天》、描写9·11事件的《巨塔杀机》、《冷血》等。它们的叙事结构和创作方式对我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书的定位是很自然就形成了，我所在的教会当时号召大家把重心放在心灵的重建上，所以我很早就确定了记录的中心是人——地震对人的冲击、人在地震期间的想法和行为、在极端环境下人性的多元状态等。新闻报道当时提供了海量信息，但关于人的部分大部分是以粗线条的方式出现，面目和细节模糊。我希望这本书通过对场景和细节的逼近还原来丰富我们对地震的认识，最后的成品也大致按照方向实现了。

锐读：据说您是在地震后三个多月才第一次踏足灾区，当时选择去映秀也是完全偶然的。您为这场探访做了哪些准备？

张良：去现场之前，我面临的一个挑战是从哪里开始。当时是想写整个灾区（幸亏最后没有这么做，否则都只能泛泛而谈），所以需要花非常多的时间来搜集资料，从中寻找线索。我在书后面列出了参考资料，那些是从中借鉴了某些信息的资料，还有更多当时搜集和阅读的资料没有呈现。在海量的阅读和寻找中，最初想去的地方是北川，也已经列好了一些拟采访对象。但后来了解到北川居民撤出后居住比较分散，找人不太容易，所以换到另外的地方开始。查阅交通信息后，发现去映秀的车还算靠谱一点，其他地方更没有保障，就这样选择了映秀。

锐读：的确，这本书最终完成时有所“收缩”，记录的对象从整个灾区缩小到震中映秀，从更长的时间缩短到震后七天。您怎么看待书中呈现的信息量？

张良：在映秀的第一趟采访就让我定下来了，书将全部围绕这个地方展开。这里是震中，代表性比较强。而且，第一趟采访所搜集到的故事就很丰富，觉得充分描写一个镇的震后七天，其体量已足够一本书了。

这本书呈现的信息比较多元，本地居民的那一面只占大概三分之一。有关救援的指挥调度，以及废墟下救援的实际过程是另外两大部分，有许多过程是从未披露的。而且，在写法上我特意采用了极简方式，摒除一切无关的感想、分析和背景，专注于表现各种不同的现场，这让书的信息比较“高密度”。不过，书里最后呈现的信息量比我原来预想的少。按预计是要描写至少300人，最后减少了大概三分之一。

无论受灾者还是救援者，个人行为其实带着更多“自我动机”

锐读：您说，这种灾难记录的采写工作是此前没有经历过的，自己低估了它的影响力。为什么这么说？虽然没有亲历灾难，但3年多的采写工作让您自身改变了许多？

张良：挑战来自三方面：我自己的采访经验本来不足，资料阅读和分析的量太大，以个人身份联系采访比较困难。创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改变我的主要是心态。当你听了很多人的故事后，会不自觉地思考自己如果在同样的场景下会如何面对，以及生活中真正重要的东西是什么等问题。这也促使我在写作完成后选择了教育这个职业，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事情，就赶紧去做吧。

锐读：您在书中反复提到，希望描述地震如何改变我们的命运，以及那些平凡的人如何应对这种改变。能聊聊这其中最打动您的事例么？

张良：除了被地震的伤害直接冲击影响的人，我看到了大量基于“激发”或“境遇”的命运改变事例。激发是说那种特殊环境让一些人内心深处的力量爆发出来，让他们的表现异乎寻常，并且这种被激发出来的力量会长久，甚至一生都在他们身上存在。境遇则是在地震那种特殊环境下，人与人的关系会变得特别，由此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变化。

比如村民杨云青，一个普通的吊车手，快60岁的年龄，在家族遇难十人的情况下，驾车在废墟边亢奋地干了九天九夜。现在，他也成了公益达人。这是他地震前不可能想象的状态。

被埋五天后救出来的蒋雨航，被拯救他的上海消防招收入伍，现在和拯救他的人一起去拯救别人。深圳医生杨欣建在废墟下的手术完成后，患上了“狭小空间恐惧症”，他的应对方法是乘坐飞机时只坐过道的座位，绝不憋在靠窗的里面。

不过，枫香树村的一群村民在震后几天就合作重建一个“豪华大棚”的故事其实最有代表性。这不同于有着激烈场景的废墟现场，但他们用这个紧密合作的举动来表明，他们决不想过那种常见的“地震生活”，而是尽力恢复到“正常生活”的状态。他们的力量微小，所做的事情也不惊天动地，但我觉得，这就是人面对难以改变的力量时最好的态度——无法对抗，但也不会全部接受。

锐读：您担心向这些幸存者发问会伤害他们？怎么去帮助他们心灵重建，您有何建议？

张良：是的，主要就是担心心理问题。因为从侧面了解了一些幸存者的情况，大多有不同程度的异常表现，所以放弃了对他们的采访。至于这些被地震伤害最深的人如何心灵重建，可能没有一个通用的方法，这需要结合个人的经历、性格和环境来分析。

锐读：我看到书中提到的有“大爱之举”，也有“哄抢”行为。虽说越大的灾难越彰显出属于人类特有的爱与人性，但应避免简单化或片面化解读人性，您认为呢？

张良：对，这就是本书的目的之一。当时在读新闻报道时，可能因为采访时间的限制，就感觉对人的呈现视角比较单一。在这本书的采访过程中我也感受到，无论是受灾者还是救援者，一个人的行为其实是带着更多的“自我动机”。我尊敬那些忘我的大爱之举，但也相信持久的爱需要更持久的动力。我希望在书中表现出人性更多的方面。

媒体和自媒体的行动速度超过了

五年前，但信息反而失焦明显

锐读：有种观点是，比灾难更可怕的是对灾难的遗忘，唯有懂得反思灾难的民族，才能从中汲取爱与力量。在您看来，我们对于5年前的汶川地震的反思还有哪些欠缺？

张良：当提到那场地震时，包括在即将到来的五周年纪念，可能大多数人想到的是灾难和眼泪。那些强烈冲击我们情绪的视觉上的东西是地震反思的一部分，但还有更重要的部分不能忘记，就是能让我们思考的那些事情。如果灾难再次降临，我们是否能比上次做得更好？这不仅指救援，也包括所有身处其中的人。

锐读：如今，雅安地震又绷紧国人的神经。对比五年前，网友们都在热议某些方面的进步与倒退。您应该也很关注这场灾难，对此有什么新的思考？

张良：在救援方面，国家的动员能力更强了，预案更详细，资源更充足。此外，NGO的专业性也更高了。但五年前就成为致命障碍的信息与交通这两个环节，仍然出现差不多的问题：缺乏统筹。在某种程度上，充足的资源导致了更大的混乱。在救援之外，社会舆论和心理也出现了较大的变化。媒体和自媒体的行动速度超过了五年前，但信息反而失焦明显。灾难中最应该需要关注的对象——受灾者和受难者，关于他们的信息有些不足。

老实说，这是一场比较“模糊”的灾难。口水很多，但真正让我们了解这场灾难的信息很少。当灾难只是一个话题的时候，它就会遵循话题的规律，在喧嚣之后迅速退潮。这让我更加感到，我们对五年前的那场大灾难一直没有真正的了解和总结，灾难对一个人一个国家的意义何在，可能比已经呈现出来的要更复杂。

锐读：您透露，今年的“5·12”纪念日，自己会再次回到灾区，看看他们现在的生活和需求。出版方读客图书称该书出版的全部收益将用于雅安地震中受伤儿童的医疗救助。这都表示您将长期关注地震灾民，并为他们提供帮助？这是您的社会责任感使然？

张良：这可能有点误解。出版方是在规划他们的出版收益，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体现，这里面并不包括其他部分的收益。我不敢掠美。我目前从事的教育事业本身也具有公益性质，所带的学生大多来自贫困地区，是想为中国的学生寻找一条新的学习道路，我会按照自己的计划来进行。未来也可能以一本书的形式来展现这个过程。

本报记者 卢欢 采写

《汶川地震168小时》

张良 著 

凤凰出版社

2013年5月

本版图片均由出版社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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