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于晏常被老师点名“彭子安” 无人应答遭记旷课

出道11年，彭于晏看起来还是二十三四岁青春少男的样子，换身T恤就能接着演阳光偶像剧。

青春很好。青春又不免苦恼。“青少年彭于晏”有不少形象鲜明的代表作：《爱情白皮书》、《听说》、《翻滚吧！阿信》……徐克、马楚成、陈国富等名导都曾点名与他合作，却未能进一步将戏路拓宽。已过而立之年的彭于晏，再度拍起了爱情片《分手合约》。尽管比白百何年长两岁，仍然给人“姐弟恋”的感觉。

走下银幕的彭于晏，表情丰富，肢体语言也多，三十多了仍然很萌。白羊座典型的豁达在他身上表现明显：爱说爱笑，随缘随性，还自创了一套“鸟人说”。但一拍电影，又舍得全身心投入。吴佩慈说他：“长得帅，人又好，又孝顺，为梦想坚持不懈地打拼……”——有什么理由不红呢？

做好自己的事

《新民周刊》：你的名字挺特别的，有什么来历吗？

彭于晏：我姐姐的名字跟我差不多，都是我妈取的，据说是“彭—于—晏”这样的排列，以后会让我长得比较高。（你妈妈现在应该很满意咯？）是啊，我妈妈只有1米56，到我这里（指指胸部），我能整个把她环抱起来。

唯一的问题就是小时候一直被当成是女的。还有的老师常认错这个字，点名的时候会念：“彭子安！彭子安到了吗？！”结果没人答应，就经常被记旷课。

《新民周刊》：入行这么多年，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自己真的开始“红”了呢？

彭于晏：我现在有比较红吗？很开心哎。其实没有很直接的感觉，也没特别在意这个。十年时间，做演员不算长，但是出道那么久，也不能说是新人了。中间有过不顺利的时候，跟经纪公司的合同官司打了一两年，所以很珍惜现在。“红”是别人给的，我做好当下的角色和工作就好。　　《新民周刊》：拍广告对个人的影响大吗？比如我最早知道你就是从一则广告开始。

彭于晏：益达嘛！那广告有点早期微电影的感觉，很棒，我很喜欢。刚才保安看到我就说“益达哥来了！”很多不知道我是谁的人也会叫我“益达男”，影响真的蛮大。我妈在上海开餐厅，一些老外来吃饭，根本不知道我是谁，就叫我“extra guy”！因为他们计程车坐得多经常会看到我的脸。所以你不知道谁会看到你，做好自己的事就行了。当你投入做事的时候，别人就会看到。

《新民周刊》：喜欢被很多人注目的感觉吗？

彭于晏：我想如果一个人很关注别人怎么看你的话，第一时间就会迷失自己了。会去想别人想看你演什么角色，而不是问自己究竟想演什么角色，自己想不想做这一行。

《新民周刊》：你入行的机缘挺偶然的，后来是怎么觉得自己能做好这一行呢？

彭于晏：我拍第一部戏是《爱情白皮书》，那时候台湾有很多偶像剧，拍完了就有很多人会关注你、喜欢你。我当时就抱着打工的心态，也没想做这一行。直到后来认识很多圈内人，又跟着刘松仁大哥学表演，慢慢发现：哎，原来表演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才真正去想，要不要做这个事情。

《新民周刊》：哪部戏对自己来说很重要呢？

彭于晏：我必须感谢《听说》的导演郑芬芬，让我发现原来表演可以那么简单那么好玩。拍戏的时候我身边有很多听障朋友，他们都过得很开心，很正面，很知道自己生活的目的。我从他们身上吸收到很多讯息，觉得自己很幸运，还能有很完整的生活，也觉得自己是需要感激感恩的人。

后来我接连演了拳击手（《近在咫尺的爱恋》）和体操运动员（《翻滚吧！阿信》），这三部电影可以说是我的“三部曲”，每一部都让我很认真很纯粹地投入到角色里面。

《新民周刊》：手语、拳击、体操都需要长期的练习，喜欢这种花很多功夫、很辛苦的戏吗？

彭于晏：喜欢啊，我比较变态，喜欢被虐。学手语很难，但学手语也很开心。如果不学手语，就碰不到那些听障朋友，自己的心态就不会那么地“从零开始”。拍《阿信》的时候又认识了很多体操队的小朋友，他们从早上6点起床一直练到晚上6点，中间只睡一个小时。有3个月的时间我也和他们一起每天练12小时，到后来我都想睡，他们还不睡，当运动员真是太辛苦了。

这几个角色我都演得很疯，一部分原因是那时候我觉得自己的生活不好，生活在戏里的角色反而比较开心。《阿信》本来就是真实故事改编，又跟自己的经历相似，所以那时很想变成阿信，想翻身。

我没有什么叛逆期

《新民周刊》：你也像阿信那样叛逆过吗？

彭于晏：从小我妈就把我和姐姐送到海外去读书，花了很多的精力和金钱，希望我们能学成一点东西。所以我不觉得自己有资格叛逆。而且我有很好的生长环境，外婆从小把我带大，家人都很和睦。

也可能因为没有那样的叛逆，所以你不知道你失去了什么东西。我看《阿信》的剧本就哭了好几遍。我自己可能没有像阿信那样大起大落的生活，但阿信的原型、也就是导演林育贤的的哥哥林育信，却比我更坚定地知道自己要做的是什么。他的故事给了我一个启发。

回想起来，我没有什么叛逆期，我的叛逆就是跟自己的搏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