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千帆：从理学博士到法学教授

　　第三学年结束，同学们兴高采烈地参加毕业典礼，总算熬出了头，等待他们的是前程似锦、香车宝马的律师生涯，而张千帆由于只是旁听没有学分毕不了业，只得默默地带上书稿，离开了校园。

　　马里兰的这三年大概是他人生的最低潮，但也是非常充实、相当多产的三年。目前已经发表的成果，绝大多数是在那个时期完成的。1995年，张千帆来到德克萨斯奥斯汀政府学院，读政府学博士，算是有了奖学金，生活基本无忧，而思想也获得了一次很大的飞跃。在此后相对宁静的三年，他选修了自己一直感兴趣的哲学课，能坐下来对困惑自己的一些基本问题作一个比较深入的思考，可以说找到了自己一直在寻求的世界观，一种自己感到能够安身立命的东西。在美留学生涯使他认识到，人生都有不那么顺利的时候，千万不要知难而退。只要你所追求的事业是正当的，那就用你的努力、勇气和智慧去实现它。孟子曾经说过，“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顺境反而可能耽误你，逆境却可能逼迫你思考，发现真实的自我。　

　　1999年，他拿到政府学博士学位，在美国也待了将近16年，决定回国，后来在南京大学法学院当教授。2003年，他调入北京大学法学院，任教授、博导，并担任了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宪法领域中的拓荒之旅

　　在美留学后期，张千帆学的是法学和政治学，宪法研究自然成了他回国后的主要研究方向。在留美期间，张千帆就在思考，如何在中西法学间架构起宪法研究的桥梁。他的硕士毕业论文是《在自然法与一般法之间——“礼”的宪法定性》，就是阐述中国古代的“礼”具有“宪法”的意涵。一般认为中国古代的法家提出了更多的法律主张，张千帆却认为，法家的确有法律主张，但法家的“法”更多的是统治权术和国家军事化管理；而儒家的“礼”，虽包含在伦理道理的范畴，但却由《礼记》、《周礼》等构成了中国古代的“成文法”，具有一定的宪法地位。

　　2000年，张千帆写成了120万字的《西方宪政体系》，系统介绍了美国、欧洲的宪法、宪政制度和政府运行机制。2001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将这部著作出版，此前国内还没有一本书这样系统完整地对西方宪法、宪政体系进行过介绍，这部拓荒性的著作，为中西宪法研究架起了一座桥梁，它的意义将随着研究的深入而日益彰显。

　　我国提出“依法治国”已有十年，通过控制法律的合宪性，宪法为法治提供了获得社会普遍认同的道德目标，包括政府所必须尊重与保护的公民基本权利。同时，依宪行政、依法行政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张千帆认为，法律的终极社会作用是人们对法院实际会做什么的预测，预测其行为所可能带来的后果。如果一位民营企业家要开办工厂，他可以选择安装控制污染的设备，也可以选择违法并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后果，假如他认为违法成本低于环保费用，那么任其污染才是他谋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反之，如果他预测到违法的成本远远大于环保费用，他当然会选择安装控制污染的设备。如果法治不健全，需要政府通过一道道行政命令来逼迫他暂时控制污染，而司法无所作为，那么，他就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断地违法、纠正、再违法。这就是说，没有日益完善的宪政，国家经济发展必然受到越来越大的影响。

　　张千帆说，司法是在中国传统上最受忽视的一个部门。在古代，司法依附于行政，地方行政首长往往兼任司法工作，“升堂办案”。这种传统影响，并非一朝一夕可以消除。但司法对于保护市场竞争发挥着最直接和关键的作用，因为法院缺乏立法和行政机构的能动性，它既不制订影响权利和义务分配的立法，又不主动实施国家政策，也不能在没有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将他们勉为其难地“拖”到法庭上来，因而一般没有能力主动侵犯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所以说，司法是“危险最小”的社会分支，它只能纠正违法或违宪的立法或行政行为，从而为公民合法权益的保障发挥积极作用。所以说，司法独立不仅对公民的个人利益是重要的，而且还对人的行为动机产生普遍影响，从而最终决定着社会的繁荣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