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不“喘气”就会死掉，这个病人也是一样，不会喘气就预示着“死亡”。我们不得不采取措施，用人工呼吸的方式维持病人的生命。然而，这个疾病的令人恐惧之处在于病人虽然呼吸无力，但是意识非常清楚，也就是说，病人将“明明白白”地知道自己走向死亡的旅途，这是一个多么令人恐惧的事情。

    我们希望病人安心，放心，但是没有人知道最终的预后会怎么样。

    我们在努力，病人的家属也在努力。

    我印象最深的还不是病人，而是病人的老父亲。病人的母亲已经辞世，老父亲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农民形象——穿着对襟棉袄，叼着烟袋（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过烟袋了），蹲在急诊科的一个不显眼的墙角，暗自叹息——绝对是一个“可怜人”的形象。的确，在一个在家庭中成长29年的儿子，一个农民家里面正当年的劳动力，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任何一个有情感的人都是无法接受的，更何况这个讲走向尽头的人是一个清醒的人。这个老人为了儿子，变卖的自己所有的资产，抵押的自己房子和土地，并向村里借了2万元钱。然而，这个病的时限我们不知道，结局我们不知道......

    就在我们焦虑，病人家属无措的时候，一个医生向家属透露了一个信息：这种病的治愈率是很低的，病人很可能在一定时间后不治而死。

    家属失望了，灰心了，放弃了。

    老父亲找到我，说要吧儿子接回家。所有的管理这个病人的医生，包括我，都会纠结。真的让他走，我们知道结果是什么，但是，我们并没有觉得这个病人真的没有希望了。不让他走，万一结果不好，又让病人家属花掉“很多”钱，我们如何交代。考虑再三，几经商讨，最后大家希望我好好和家属“谈谈”。

    老父亲是一个憨厚的农民，没有什么知识，只是不希望“人财两空”，好在病人有一个弟弟，23岁，是一个受过教育的军人。我吧父子两人叫到了一起，和他们进行了一次“特殊的谈话”。

    “我听说你们想把病人拉回家？”我单刀直入的发问。

    老父亲皱着眉头，用力的吸着那个已经没有火星的烟袋。

   沉默了一会儿，弟弟打破了僵局。“病人走了，我们还得活呀。”

    这是我做医生以来听到的最震动我良心的话。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但是我必须回答，因为我是医生，是这个病人的主治医生。

    “你们怎么回去呀？”我问。

    “我们叫个急救车吧。”弟弟说。

    “叫急救车没有关系，但是，我可以负责人的告诉你们，只要病人脱离呼吸机，不要说回到家里面，你们走到急诊科大门口，病人就会憋死。作为父亲和弟弟，你们将看到你们孩子和哥哥在痛苦中挣扎，无助，渴望的眼神。明年的今天就是他的周年。你们在他的坟上会是什么样的心情？”

   弟弟哭了，爸爸还是用力嘬着那个没有火苗的烟袋。

   “王大夫，我们真的没有能力了，家里面能换钱的东西都没有了。”

    我也想掉眼泪，但是没有，因为我是这个事件的“主宰”。

    我叹了一口气，说：“能再给我点时间吗？”

    家属被我们的真诚打动了，问：“多长时间？”

    “两周。”我回答。“在这两周时间，我会尽力去做，也会尽力帮助你发节省费用，当然我没有能力的，必须的费用还需要你们承担。我希望病人好起来。”......

    家属同意了，我特别高兴。从那天起，我们的护士轮流给病人家属买饭，当然不一定是最好吃的，但是我们尽力了。从那天起，我们免去了急诊科自主的所有费用——监护费、呼吸机费、抢救费、治疗费.....从那天起，我们做起了医院的“贼”，开始“偷”医院的资源。

    两周过去了，病人真的神奇的好起来了。我太高兴了，老祖宗的话：功夫不负有心人。病人能够自己呼吸了；病人能够活动了；病人即将出院了。病人在急诊科住了两个月，总费用2万元左右。

    家属高兴了，激动了，哭了。老爹说要回家里面安排一下，好接儿子回家。我同意了。

    一个星期后，老“农民”回来，还是那么朴实，还是那么诚恳。只是一点学坏了，学会“送礼” 了。说学会了也没有学会，因为他送的礼太没有“价值”了，是一袋子红薯。

    我们也被感动了，有些护士因为兴奋和感动流下了眼泪。我当然在内心及其复杂的情况下收下了这个最轻的“贵重”礼物。从此以后我就说：没有收过“红包”的医生不是好医生（见小崔说事）。

    病人真的出院了，病人乐着出院了，老”农民“乐着，哭着把儿子接回家了。当兵的弟弟给我们郑重第行了一个军礼。

    一年后，一个陌生而熟悉的身影出现在我的面前，也是憨厚地对我说：“王大夫，还记得我吗？我能下地干活了。”

   我问：“你是谁呀？真的不记得了。”（我们见的病人太多了）

   “我爸爸给你们送过红薯的。”他红着脸说，“我们家真的没有钱。”

   我想起来了，我说：“那是我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

   从最初的觉得好可怜的病人和家属，转变为我觉得的最可爱的人，因为他们给于了医生最最足够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