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小丑-独裁者和艺术家》(（罗）马内阿　著)【简介_书评_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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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本：大32开
纸张：胶版纸
包装：平装
是否套装：否
国际标准书号ISBN：9787807209911
所属分类：图书>文学>中国现当代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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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论小丑》获1993年美国犹太图书奖。　
　　美国著名中国学家魏斐德先生向中国推荐当代**天赋、**独创性、屡获欧美文学大奖比昆德拉更深刻、更纯粹的东欧作家。
　　　　　　　　　　——诺曼·马内阿

内容简介

不论我所离开的那个社会多么变幻不定，它和西方读者愿意相信的情形是不同的，它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可怕、邪恶和异常，而是一个充满人情的人间现实，它仍然存在，并可能以其他面目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社会形式重获新生。

作者简介

诺曼·马内阿，1936年生于罗马尼亚。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1986年因当时的政治社会环境而离开罗马尼亚，先到西柏林，1988年到美国。从此在美国定居，并以执教、写作为生。主要作品有《十月，八点钟》、《论小丑：独裁与艺术家》、《必须幸福》、《黑信封》、《流氓的归来》等

目　　录

作者补记
罗马尼亚
　从三句话谈开去
论小丑：独裁者和艺术家
　读弗里尼文章有感　
审查者报告　
　附被审作者的评注　
幸福的罪
一个访谈的故事
译名对照表

媒体评论

　　诺曼·马内阿让我们看到了超出我们二十世纪想象力的东西……马内阿对历史的深刻见证，使他不会把笔墨浪费在记录耸人听闻的故事上……对他来说，重要的是在这个奇怪而又恐怖的统治下整个民族的命运。　　　　　　　——《新共和党》　　与其说《论小丑》是一本关于专

在线试读

罗马尼亚
　　从三句话谈开去
……恶魔般的残暴和根深蒂固的愚昧。
如果我们的政府和政治能和艺术保持同一水平的话……
……一个到处是人和书籍的国家。
　　一
“在军团组织、资产阶级和民族主义当道的罗马尼亚．我看到恶魔般的残暴和根深蒂固的愚昧在我面前现身。”虽然尤金·伊奥内斯科是在1946年写的这句话，他一直到很多年以后才在《现在过去，过去现在》（巴黎，1968）一书中对此进行阐述。
这句话这些年来一直困扰着我。我思考着一个问题：要修改几个字，要修改哪几个字，这句话就可以适用于我们目前的情况了？
孩童时代的我在军团组织、资产阶级和民族主义当道的罗马尼亚饱受了仇恨和战争的煎熬。后来，我看了很多书籍、文件、文学和艺术作品及各种各样的调查报告，为的是要了解不仅存在于德国同时也存在于其他欧洲国家的纳粹现象。我希望从中能够解释为什么历史、社会和人的精神（也可以说，就是人本身）会出现这么可怕的出轨现象，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会陷入迷惘和绝望，为什么文明社会在恐怖中逐渐消亡。为什么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如陷囹圄，外面的“敌人”成为消灭内部“嫌疑犯”的借口？
但是一直到近几年，我才开始了解这个启动无穷灾难的装置。在残酷、黑暗的独裁统治下，罗马尼亚遭遇了日益恶化的经济、政治和道德侵蚀，它向我展示了一个国家如何崩溃，只是这一次我不像童年时一样充当着试验品，这一次我是一个观察者，甚至是一个尚未被解除怀疑的“嫌疑犯”。
不止一次我想到了伯格曼的电影《蛇蛋》，想到了魏玛共和国过去几年里荒谬的氛围，想到了人们妄想和迷茫混杂的情绪，想到了失望如何让人顺从并终服从一切，想到了普遍的不满如何急于寻找发泄的目标，想到了在物质匮乏、恐怖盛行的情况下，愚昧和暴力随处可见。
但是，我还是要说，尽管有很多共同点，20世纪80年代的罗马尼亚并不是战前或战争期间那个军团组织、资产阶级和民族主义当道的罗马尼亚。
西方近有关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相同点的争论忽略了这两种制度之间更为重要的差别，这种忽略也许并不完全是无意的。强调它们的相同点其实是一种自我安慰的简单化做法：如果能证明所有的独裁统治同样可怕，那么它们就应该同样得到惩罚。但是这就可能造成罪恶的相对化，后导致免除罪责。

罗马尼亚 　　从三句话谈开去 ……恶魔般的残暴和根深蒂固的愚昧。 如果我们的政府和政治能和艺术保持同一水平的话…… ……一个到处是人和书籍的国家。 　　一 “在军团组织、资产阶级和民族主义当道的罗马尼亚．我看到恶魔般的残暴和根深蒂固的愚昧在我面前现身。”虽然尤金·伊奥内斯科是在1946年写的这句话，他一直到很多年以后才在《现在过去，过去现在》（巴黎，1968）一书中对此进行阐述。 这句话这些年来一直困扰着我。我思考着一个问题：要修改几个字，要修改哪几个字，这句话就可以适用于我们目前的情况了？ 孩童时代的我在军团组织、资产阶级和民族主义当道的罗马尼亚饱受了仇恨和战争的煎熬。后来，我看了很多书籍、文件、文学和艺术作品及各种各样的调查报告，为的是要了解不仅存在于德国同时也存在于其他欧洲国家的纳粹现象。我希望从中能够解释为什么历史、社会和人的精神（也可以说，就是人本身）会出现这么可怕的出轨现象，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会陷入迷惘和绝望，为什么文明社会在恐怖中逐渐消亡。为什么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如陷囹圄，外面的“敌人”成为消灭内部“嫌疑犯”的借口？ 但是一直到近几年，我才开始了解这个启动无穷灾难的装置。在残酷、黑暗的独裁统治下，罗马尼亚遭遇了日益恶化的经济、政治和道德侵蚀，它向我展示了一个国家如何崩溃，只是这一次我不像童年时一样充当着试验品，这一次我是一个观察者，甚至是一个尚未被解除怀疑的“嫌疑犯”。 不止一次我想到了伯格曼的电影《蛇蛋》，想到了魏玛共和国过去几年里荒谬的氛围，想到了人们妄想和迷茫混杂的情绪，想到了失望如何让人顺从并终服从一切，想到了普遍的不满如何急于寻找发泄的目标，想到了在物质匮乏、恐怖盛行的情况下，愚昧和暴力随处可见。 但是，我还是要说，尽管有很多共同点，20世纪80年代的罗马尼亚并不是战前或战争期间那个军团组织、资产阶级和民族主义当道的罗马尼亚。 西方近有关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相同点的争论忽略了这两种制度之间更为重要的差别，这种忽略也许并不完全是无意的。强调它们的相同点其实是一种自我安慰的简单化做法：如果能证明所有的独裁统治同样可怕，那么它们就应该同样得到惩罚。但是这就可能造成罪恶的相对化，后导致免除罪责。 两种制度的比较并非毫无意义，它们之间的相似点也并非微不足道。布加勒斯特昏暗的街道，寒冷没有暖气的居所，为等待食物排得像长龙一样的队伍，无处不在的警察和他们的帮手，对少数民族的牵制性打击，人际关系的日益恶化，在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各个领域感受到的官僚强加的可怕压力——所有这些都一次次地让我想到伯格曼关于希特勒掌权前那些岁月的电影，想到那种令人窒息的气氛，一切都始终悬空在积聚和爆发之间不能动弹。生活里充满了拖延，怀疑和恐惧像肿瘤一样疯长，精神分裂症全面爆发。随着时间不断被国家占用以致终被彻底剥夺，私人生活被一步步地缩减直至后消失：除了工作时间、上下班在公共交通上的痛苦奔波、开会、购物，人们还要把大量的时间浪费在排队、政治会议和集会上。等到你总算回到了鸟笼一般的家时，你发现自己迷失了，你一言不发，两眼茫然地盯着空气，在那里你看到的是无尽的绝望。 茫然的凝视、空虚的心灵，人们在迷惑不解：他们所经历的厄运只是一次不幸的事故，是历史自身的错误，因此不能怪罪于某个人的精神错乱？抑或是因为所有人心里都暗藏着的某种邪恶力量现在爆发了，导致了这种可怕的集体命运？ 到处都可以看到那个被称为权力的恶魔在阴险地不断扩张。在家里，在思想里，在婚床上，到处是黑暗的权力。在这个黑洞里，是恶魔般的残暴和根深蒂固的愚昧。独裁者通过镇压证明自己的权力，人们在对独裁者的偶像崇拜中不断丧失自我。无尽的空虚。邪恶的能量在两极分化。他、她：“他人”。任人唯亲成为独裁的工具。权力、愚昧和堕落滋长泛滥着。可怕的集体病症。恐惧，无情，人性的丧失，人的动物化（借用伊奥内斯科的提法）。恶魔般的残暴和根深蒂固的愚昧。 人们能怎样自我保护？他们还能承受多少？他们准备接受怎样的转变——自愿或是被迫？恐惧、疲惫、厌恶——工作、排队、一遍遍地阅读愚蠢的报纸、每天看两个小时令人作呕的电视新闻。人们要到警察局登记自己的打字机，到设备不足人满为患的诊所看病，感觉自己会在任何一个时刻死去，每小时的生存只是拖延了缓慢的垂死过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你会渐渐不再拜访朋友，因为公共汽车运行毫无规律而且拥挤不堪，从城市的一头到另一头简直不可能。你一无所有，没有食物，没有饮料，甚至没有香烟，朋友来访你没有一点可以招待他们的东西。你厌倦了重复相同的悲伤，你不想看到别人的失败，每一次失败都会增加新的皱纹，你会意识到那其实就是你自己的失败。 谎言变得越来越猖狂。绝望伴随着疯狂，顺从夹杂着愤世嫉俗。这些只是一个多面社会中明显的表现，任何符合逻辑的解释都不可能。那些用作传记素材的个人经历杂乱无章地构成了一幅社会全景。 1986年的上半年我和审查者进行了一场持久的消耗战，他们禁止印刷我的小说《黑信封》。这些人不断地提出可笑的新要求，整整半年我每天都在为某些章节、某些句子或是某个单词和他们争执。 那年5月，我参加了在特兰西瓦尼亚镇举行的一个学术报告会（名为“当代罗马尼亚小说”）。由于和主办这次报告会的文学杂志有着非常友好的关系，我接受了他们的邀请。自1981年那次极具争议的作家会议召开之后，所有作家会议的官方程序是这样的：所有和公众的接触被取消（即使是有关会议的简要新闻报道都是隐晦而且虚假的），所有发言被录音，所有的要求都被否决，所有的提议都会受到安全部门的“检查”，每一个与会者的档案都要接受审查。 除了十五或二十个被邀请的作家外，参加会议的还有布加勒斯特社会主义文化和教育委员会的一个代表团、一些当地的文化积极分子和党的干部。还有一些身份不明的人，他们的外貌和举止一下子就暴露了和他们相关的组织。在会议桌上，自然还有一个录音机。 我下定决心不发言。但是，某个自觉才华横溢的同行大谈特谈艺术性是惟一合法的文学标准，听着他这种自作聪明的阴险论点，我忍不住了。我不同意他文学与政治无关的观点，我告诉他，恰恰相反，这种无视日常生活中种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进行“艺术性”退避的态度，正是当代罗马尼亚文学为何不能产生大量杰出作品的原因。 在我结束发言之前，我提到了博尔赫斯和埃内斯托·萨巴托。我小心地不直接提及阿根廷和罗马尼亚之间的相似点，其实那些天这个问题一直盘旋在我脑海里。我所说的相似点不光是指国家体系和民族性格，而且也指巨大的艺术潜力和险恶的政治现实之间的裂痕。（在我写作《黑信封》时，我不仅一直在和埃内斯托·萨巴托的小说《英雄和坟墓》中那个隐秘而奇怪的盲人组织进行心灵的对话，也一直在和阿根廷独裁制度进行对话。） 第二天，就在我要飞回布加勒斯特之前，当地文学评论的一个编辑偷偷警告我，国家安全局的一个官员那天早晨会见了他和另外一些同事，询问他们对我在报告会上所作发言的看法，而且还询问了有关我性格方面的问题。 那天和我一起去机场的共有四个人。在安检处，我们要出示机票和证件。这是常规检查，结果，和我一起的其他三个人顺利地通过了，我却被单独留下作特别检查。值班的警官拿走了我的证件，他说：“只是检查一下。”我的那三个同事回过头来一起等着我把问题解决。入口处的士兵对我们解释说，那不过是穿制服的人对平民常见的恶意行为。 我的一个屡遭此类挑衅行为的朋友后来告诉我：“这是常规程序，没什么大不了的。他们只是想让你知道他们已经盯上你了。你自己应该早就有所感觉了。” 几个星期之后，我申请到西方旅行。从非官方渠道，我已经知道我获得了第二年去西柏林作研究的基金。罗马尼亚的邮政“服务”确保了那封正式邀请信没有到达我的手上，有趣的是，这对我来说反而成了一件好事。如果我收到了那封信，我永远也不可能被获准在西柏林停留一年，因为这样的请求要经过国家统治集团层的批准，在多数情况下，这样的请求是被拒绝的。 那是6月的某一天，负责出境旅行的警察分局里人山人海，这使我有充足的时间看等候室里的公告栏。其中的一个公告栏里贴着一些少年犯的照片，下面写着他们所犯的罪行——这三个年轻人是一起打人和偷窃案件的同犯。他们照片下方的文字几乎是一样的：某某，生于某某地方，无业，无犯罪记录，伙同某某，殴打某某公民并实施偷窃行为，被拘留等候审理。这段充满语法错误的话在每一张眉头紧锁的光头照下重复着，只有一个例外：后一个年纪小的十六岁少年，他的照片下不是仅写着“无业”，而是特别指出“无业吉卜赛人”。在1986年的警察局里！就在满墙宪法引文的旁边！大家都知道，在这个“多边发展”的国家里，种族歧视或煽动这种歧视都是可以定罪的。 10月中旬，我在邮箱里发现了一封不可思议的通知，上面盖着内政部“特件”的印章——允许我旅行的许可证！然而，在兴奋之后，我开始备受焦虑不安的煎熬，我总感觉我的每一步都有人监视，那种悬而未决的状态让我觉得自己不过是当权者寻开心的玩物，这些人随时可以取消他们已经发出的许可证。 如果说祸不单行，那么偶尔好事也会蜂拥而至。就在几天后，我得知我的小说《在边缘》获得了作家工会颁发的一个奖，他们评出的是1984年出版的图书。 　　几年前，我公开发表文章，批评一篇发表在布加勒斯特共产党委员会一本民族主义“文化”周刊上的新法西斯社论，结果遭到了恶毒的攻击。所以，这次得奖的喜悦被心头的怀疑冲淡了几分。 11月，我乘火车到北方的故乡——苏西瓦去向父母作出游前的告别。与我同一车厢，就在我预订座位的对面，坐着一个穿西装戴领带的乘客，除了一个公文包外他没有带其他行李。一路上他专心致志地读着报纸——他要如影随形地陪我到达我的目的地，也许还要跟到更远（“只是让你知道他们盯上你了”）。 整个城市到处都是巨型海报：苏西瓦文化节。天是音乐日，接着是雕塑日，然后是文学日、电影日、戏剧目，等等。那些要和布加勒斯特来的明星进行对话的人是根据近发明的“三明治制度”选出来的：为了故意造成混乱，把一个真正的作家和一个毫无才能的牛皮大王放在一组，把一个奉行机会主义的恶棍和一个广受尊敬的艺术家安排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合法的组合，顺利通过。 那是个寒冷阴沉的秋日，我想去杂货店看看有什么吃的可买。我一点不关心这个所谓的“文化”盛事。这是我度过青少年时代的城市，我此行的目的就是要在出国前尽情地感受这里的生活。 可是，一个邻居拦住了我。他是当地的一名记者，他正要去参加那个文学活动，他坚持要我和他一起去。我很尴尬，他态度谦恭但分明有些责备地说我漠不关心，不仅不关心文学和政治活动，也不关心我过去的老朋友老同事，很明显是因为我觉得他们土气。他一副受伤的模样，我不幸地让了步。 我来到当地文化局局长的办公室时，那里已经会集了党员积极分子和当地的记者，我更加局促不安。我胡子拉碴，面容疲惫，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身上穿着一件皱巴巴的汗衫，我像一个入侵者一样站在一群盛装出席节日庆典的男女之中。但是局长对我的不期而至显然感到很高兴，因为专题小组讨论（“当代罗马尼亚文学的传统和创新”）又增加了一个“著名小说家”。我表示反对，说我的名字没有出现在海报上，说关于这个话题我没有什么可谈的，说我衣冠不整不适合出现在这种场合。但是，局长根本不昕这些。一切都已经晚了。 很快“布加勒斯特作家”露面了。原来宣布的是七个人，到场的只有三人。实际上只有两个，听介绍，三个人中有一个是一家共青团报纸的记者。 一个诗人，一个批评家，一个小说家——小组讨论的理想组合。我们走上台坐下。观众有五十人，其中大部分是十岁到十五岁的孩子，还有大约十个当地学校的老师。事先已经说好，为了方便讨论，采用听众提问我们回答的方式。好几分钟过去了，还没有人鼓起勇气打破沉默，这给了我时间来观察那些在座位上坐立不安的孩子。他们穿着冬衣戴着皮帽，他们的老师也是同样的装束，因为会堂里显然没有暖气——其实这比当代罗马尼亚文学的状况更适合作为讨论的话题。 有个看上去像是奥地利女佣的老年妇女，穿着厚厚的军装式灰色大衣，一顶猎帽卖弄风情地斜戴在头上。她提出了个问题：“诺贝尔奖怎么了？为什么我们没有得到诺贝尔奖？为什么没有一个罗马尼亚作家得过诺贝尔奖？” 那个优秀的诗人仿佛是被这个幼稚的问题唤醒了，他大大展示了一番自己挖苦的才能之后，把这个未作回答的问题抛给了他的朋友。当仁不让地，那位教授先生告诉大家他担任了很多年诺贝尔奖的顾问（这一点他过去从未当众透露过），接着他提到了他频繁的西方之行，以及他和很多文学大家之间的友好关系，他批评了西方文化的商业化，指责他们对非西方国家文化，特别是罗马尼亚文化的不公正待遇。在这一番东拉西扯之后，他终于言归正传：“几年前，索尔．贝娄来访问。见面时我问他：‘请告诉我，先生，你的背后是谁？是谁在支持你？是谁给了你诺贝尔奖？”’听到这里，那些被包裹在厚重大衣之下，皮帽紧紧扣住耳朵的小听众和面无表情的老师们突然表现出一些明显的生命迹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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