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自由看待革命：英国道路与法国道路之别 《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的真问题
法国大革命的使命应当是自由，一是摧毁封建经济特权，二是约束政府权力，但实际结果是封建经济特权是被摧毁了，但政府权力却更强大了。英国道路赋予了英国人自由、自治与宪政，法国道路赋予了法国人革命、平等、民主与强大政府。
责任编辑：戴志勇 实习生 赵若达
编者按：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观察到：大革命并没有在德意志境内“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大、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反而在法国这样中世纪制度松动的国家爆发。有人将其总结为托克维尔定理：“传统国家在向现代国家转型的改革过程中革命的风险最大”，似乎给人这样的印象：如果不转型、不改革，革命的风险反而会降低。托克维尔显然没有这样的意思。事实上，拒不改革的革命风险很大（如卡扎菲时代的利比亚），改革不当的革命风险也很大（如托克维尔时代的法国），改革是必须的，不同的改革道路才是决定成败与否、风险高低的关键因素。
法国大革命的使命应当是自由，一是摧毁封建经济特权，二是约束政府权力，但实际结果是封建经济特权是被摧毁了，但政府权力却更强大了。
英国道路赋予了英国人自由、自治与宪政，法国道路赋予了法国人革命、平等、民主与强大政府。
起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对法国、欧洲甚至世界历史有着既深且广的影响。对这场革命的理解与评价，历来呈现出极化的态势，有“大革命是后来一系列更进步革命的先驱”之说，有“大革命使平等压倒自由”之说，有歌颂“大革命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有痛斥“大革命放纵卑劣、暴虐及人性中的所有恶”……
对大革命歧异的评价，显然起于对大革命成因的不同理解。1805年生于贵族家庭的托克维尔，对大革命有亲身感受，父母曾在大革命时被抓了起来，差点儿上了断头台。他本人有过从政经历，当过众议员，还当过几个月的外交部长。在路易·波拿巴第二帝国建立后，他根据掌握的第一手材料及长期的观察与思考，写下了古典自由主义的作品《旧制度与大革命》。
由于恣意汪洋的写作风格及其思想的多面性和复杂性，托克维尔在书中的洞见，此起彼伏，但看起来不连贯，因此只有在统览全书后，我们才能深刻理解他的洞见。在书中，托克维尔不时将法国与英国对比，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这是一个线索：以英国为对照组，以法国为实验组，一些参数相同，一些变量不一样，最后是法国而不是英国爆发了大革命，那么理解了英法两国的不变与变，我们就可以理解大革命的成因。
英法相同的初始条件：中世纪制度
由于革命是政治事件，许多人关心革命前后政治制度的嬗变，这种囿于政治制度的思维会局限我们对大革命成因的理解。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经济制度（核心为产权制度）是最为基本的制度，是第一位的；政治制度反而是派生的，是第二位的。
在漫长的中世纪，英、法、德等国的制度是一样的，就是托克维尔所说的“中世纪制度”或“封建制度”。封建制度本质上是一种按等级（身份）界定权利的产权制度，土地归诸多的领主（贵族）保有，不能自由买卖；农民人身依附领主，世世代代被束缚于土地上，没有权利拥有土地，亦不能自由迁徙（甚至领主对农民的新婚妻子拥有初夜权），要定期不定期向领主缴纳租税。这种以实物、劳务或货币形式缴纳的租税，有两重性，一是地租，农民耕种土地的租金；二是赋税，因领主也向农民提供人身保护、法律裁决和救济等，在这个意义上，领主就成了本地政府。
正如托克维尔说的：中世纪英、法、德等国“农民的处境没有什么不同，土地按同样的方式为人们所拥有，所占据，所耕种，耕者承担同样的义务。从波兰边界到爱尔兰海，领主庄园、领主法庭、采邑、征收年贡土地、服徭役、封建义务、行会等，一切都彼此相似，有时连名称都一样”（第一编第四章）。
领主或贵族除了拥有上述经济特权和本地政治权力外，亦与国王一起分享全国性政治权力。而所谓国王，一开始不过是最大的领主而已。即使国王是最大的领主，但其他领主联合起来足以跟国王抗衡，鉴于这样的实力格局，尊重彼此包括经济特权在内的所有特权、共同统治，就是一种暂时的均衡状态。另外，国王如要从事战争，就必须募集资金解决战争财政问题，就必须向贵族和平民征税，在贵族阶层实力强大之时，没有贵族的同意是不行的，这意味着更有与贵族分享统治权的必要了。
一言以蔽之，封建制度首先是一种经济制度（产权制度），在此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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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思凡
要自由还是要民主？个人自负其责还是寄希望一个强大的国家来解决一切？英法两国贵族的不同选择决定了不同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