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4日，十八大之后不到一个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其中轻车简从、不安排宴请、不清道不封路等规定让人耳目一新。

　　人们常用“上行下效”概括位居高位者的行为具有标杆意义，领导者的喜好往往被下属反复揣摩，继而模仿甚至大而化之。往常出现的贪腐窝案、串案是不折不扣的反面教材。而当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励精图治，带头改变作风时，下面的官员又是如何自处的？

　　习近平到广东考察时，住普通套房、吃自助餐，而安徽芜湖开发区公检法部门赴数百公里外的黄山开会联席会，餐价每桌上千远；李克强、王岐山等同志要求干部不念稿不打官腔，而准生证办理手续简化后，北京昌平区的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理直气壮地告诉办事者“到我这里就得等”……

　　归根到底，官员是否模仿上级，不是一种惯例，而是要看模仿能否带来利益。比如一个基层官员出行找交警封路，他们不会觉得不妥，因为“大领导们”就是这样出行的。当“大领导们”带头做出一些规范官员行为的改变时，谁能保证这些习惯了锦衣玉食，住则豪华套房，出则警车开道的“公仆”们能舍得排场，转得性子，耐得寂寞？

　　“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中央领导同志带头剔除繁文缛节，杜绝官僚作风，让人击节称赞，但是指望下面所有官员自觉仿效、远离腐败，恐怕并不现实。在反腐问题上比起自我道德约束更值得依靠的是制度。

　　“上行下效”，无论仿效的是好作风还是坏作风，都是“人治”的体现，只有建立一套站得住、厘得清、易操作，没有“例外”，不受人情关系影响的吏治制度，才能保证大多数官员真正改变作风，而非迎合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