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回到北京居住，高健和妻子每天下楼时，心里恐怕都会有些不适。他们不知道下楼出门的过程中，是否会遇上那个人，也不知道遇上之后，对方依旧会那样的冷眼冷面。

　　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创造了中国体操的极度辉煌之后，高健从体操中心主任的职位上引退。此后一年大部分时间，这个在体操界奋斗了大半辈子的老人，都在山东家乡的小院和妻子安然度日。逢年过节时，他们也会回到北京体育总局大院内。

　　北京的住所同一个门楼的楼下，住着他曾经的徒弟，现体操中心副主任、国家体操队总教练黄玉斌[微博]。大院里的人说，高健夫妇有时下楼遛弯碰上了打个招呼，黄玉斌常常视而不见。曾经名满天下的一对师徒，曾经一同撑起中国体操天空的搭档，冷漠如此，哪怕在竞技体育这样的名利场，也算是相当奇葩了。

　　师徒的决裂，开始于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铩羽而归，那一届奥运会上，体操队只有滕海滨[微博]夺得鞍马金牌。当时担任体操中心主任的高健，痛定思痛，决定分解体操队的教练主管权限，黄玉斌不再大权独揽，有过通家之好的师徒关系一点点蜕变，由冷淡到陌路，由陌路到不堪。即便2008年将中国体操推上了一个历史性的高峰，彼此相得的关系也无法恢复。

　　圈中著名的“大黄”黄玉斌，1999年出版过一本自传，《我是剑我是火》，是对其个性的写照。这是一种中国竞技体育氛围内，相当普遍的性格类型，好胜、倔强、坚韧，却也容易失之局促。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在任何一个中国行业里，似乎都普遍存在。一个成功的运动员，退役之后如果还要留在体制内，势必要获得相应的地位。有了相应的地位，经历了一段适应期之后，势必又要获得和这个地位相应的权力。久而久之，循序渐进，由成绩到地位到权势的转变，成为了一条竞技运动领域内的自然生长线。振兴中华的女排[微博]，只要没有出国，都获得了省级体委副主任级别的退役待遇，这等同于副司局级，孙晋芳张蓉芳们都是如此，陈招娣在部队体系里都已经是将官。此后的奥运冠军们，被奖掖的官身级别不可能这么高，但退役之后落个处级干部是没有问题的。成绩转化成官衔级别，成了不成文的行规。

　　然而赛而优未必仕而优。反倒是在这样的利益混搭交错的环境里，一些扭曲的关系诞生了。师徒之情、同袍之义，大部分情况下敌不过利益之争。以管理体系去执行的一些规矩，未必能理顺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黄玉斌之于高健便是如此。高健作为体操总管，为了2008年的成绩，做出下属权限调整，北京奥运会的金牌绩效成功了，可他一心栽培的高徒，却不能接受自己作为一个管理者的身份，反目而去。

　　类似的事情并不少见。羽毛球[微博]领域内，有过金牌教练李矛，和李永波关系不好，在带董炯[微博]之后，于国家队无立足之地，不得不出国找工作，最后在韩国培养出中国羽毛球的敌手；王军霞[微博]和马俊仁师徒关系破裂，不是因为权力，更是因为利益——当年承诺奖励给王军霞们的国际赛事高额奖金，她们到现在也没能拿全；更早的跳水教父徐益明离开国家队，随后于芬[微博]和周继红的矛盾。这样的故事数不胜数。

　　对中国体育最大的歧视，莫过于“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事实上，四肢发达的人，头脑从来不简单，中国竞技体育从业人员，或许缺乏系统教育培养出来的学识，但在金字塔里奋斗到塔尖的人物，怎么可能头脑简单？然而他们恰恰缺乏系统教育，退役之前，积累的社会阅历极少，一退役就进入到官僚体系，圆融通滑的手段没学会，好胜斗狠的竞争意识却半点儿不差。所以有人说，内斗最狠的，往往就是体育系统。

　　这是一种很无奈的状况，高健再见到黄玉斌，那种心中的无奈。而这样的故事还不会休止，黄玉斌的高徒杨威退役了，出了本自传《杨我国威》，还在复述着自己恩师遭遇过的不公。公与不公，在一个管理体系或者官僚体系里，怎么可能非黑即白？(颜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