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视点

  砸穿西安日系车主李建利颅骨的嫌犯已被警方抓获,他是21岁的泥瓦工蔡洋。这个小学五年级辍学,从老家来到西安的“90后”,已经吊在空中刷了两年墙。他喜欢看抗日剧、上网玩枪战游戏,还在项目经理的奥迪车上撒过一泡尿,为此“感觉很爽”。他想证明“我很重要”,于是喧嚣的游行队伍给他提供了宣泄的机会。

  喧嚣过后,这是一个让人唏嘘的时刻:日系车主李建利因颅骨被砸穿仍然躺在病床之上,蔡洋也必将因其打砸行为受到法律的制裁。一场偶然的交集,就这样改变了两个人乃至两个家庭的命运。而当潮水退去,我们得以观察到这个来自河南村庄的青年泥瓦工。一种更痛彻的感觉,已不只在砸车现场,还在于从这个青年的生存碎片中,我们最终未能拼接起一种在现代社会背景之下,关于法治、文明以及理性的国民人格印象。

  蔡洋的人生历程更像一棵野草,无人理会,独自伸展。即使是在打砸事件之后,他仍旧自认“我是爱国,抵制日货”。并冲着指责他的二姐高喊:“这是爱国行为!我鄙视你!”什么是爱国,怎么爱国,他浑然不知。

  媒体曾报道,反日游行中的打砸者多为1990年前后出生,学历不高的外来务工者。与其说李建利遇见了一名暴徒,不如说处在飞速发展的中国,我们共同遇见了一个叫“蔡洋”的青年人。在他野草一样的生长中,有什么被扭曲了?在他年轻而充满热血的正义感中,有什么被放任了?更重要的是,日益现代化的进程为何没有培养出一个国民应有的法治、文明、理性人格?

  当这样一种让人痛彻的事实摆到眼前,所有人都应当追问,我们的社会、教育或公益、制度或政策,到底在这个群体身上疏欠了什么。我们或许可以用“乌合之众”来解释打砸行为,但又怎样解释如此多的放任与扭曲?

  国民人格,说起来那么虚拟,但一旦展露却这般深重。蔡洋必将为他的行为付出代价,但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借此看到一个有关国民人格的命题。它包含着今日中国必须面对的艰辛。

  □杨耕身(媒体人)